什么是正印与偏印:吴三桂究竟是为什么做了满清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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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1612——1678年),字长伯。万历四十年(1612年)出生在辽东一个军官家庭。其父吴襄,中天启二年(1622年)武进士,崇祯初以守辽东功官至锦州总兵。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得中武举。不久以父荫为都督指挥,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吴三桂登上政治舞台之初,正是明朝衰落、满族兴起、辽东边境战争频繁的时期。吴三桂以父荫而登仕,以钻营而升官,当然不会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崇祯十四年秋,明清主力决战于山海关外的松山时,很多明军将领英勇作战、捐躯报国,而吴三桂却率部潜逃,遁回宁远。为此,明朝政府要将其问斩,但因他有后台,又广行贿赂,才得以从宽发落,降三级驻守宁远。

吴三桂这个世家子弟对明末士大夫豪华的生活方式极为向往。军旅之中,他以“风流自赏”,把“仁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吴逆始末记》)作为追求目标。有一次,吴三桂回京述职,他不但遍谒权门,而且以千金之资,从嘉定伯周奎家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纵情于歌舞声色之中,只因边烽频举,军令严逼,他才带着一身脂粉气返回辽东驻地。面对清军的频繁进攻,他一筹莫展,走为上计。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他擅自弃守宁远逃奔山海关。

就在吴三桂擅弃宁远,奔逃山海关的同时,李自成起义大军已迫近明都北京。危在旦夕的明王朝,把拥有重兵的吴三桂看做是可以依靠的长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明朝廷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人卫京师。吴三桂未人京,而明朝先亡入据北京的李自成从东方边境的安全出发,打算争取吴三桂。入京之初便派人携银犒军,许以“通侯之位”,说其归降。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白成,继续西进,朝见新主。

但是,李自成大顺政权本身的革命性质及其所推行的政策和吴三桂本人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义军人京之初,曾对一些贪污不法的官僚勋戚进行追赃,吴三桂之父吴襄也被牵连其中,他在京的爱妾陈圆圆又被大顺政权的将领刘宗敏占有。消息传到吴三桂耳中,他怒火中烧,停止西进,折回山海关去了。

善于投机的吴三桂心里明白,现存的三支力量中,明王朝这一支已经崩溃,剩下关内李自成起义军和关外清军两大力量。自己作为明朝残余,决非其中任何一支的对手。李自成一方既不可靠,也就只有降清一条出路了。而且清军一方他也是有“根”的,他的舅父祖大寿,他的老师洪承畴,都早已降清。清政府也通过祖、洪等人多次向吴三桂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此时,明朝已亡,于是他决计降清。他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扯起“为君父复仇”的遮羞布,连续致表清廷,乞师击李。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取道北路、出师中原的途中,得知吴三桂愿降,马上改变行军路线,转而从山海关人关。在李自成起义大军压城之际,吴三桂亲迎清军于山海关外的威远城,向清军主帅多尔衮剃发称臣。当日下午,清吴联军与李自成起义军激战于山海关附近,起义军战败西走,清军长驱入京。不久清王朝迁都北京,迎顺治皇帝入关,祭告天地,由此清王朝开始了对全中国二百多年的统治。吴三桂因献关降清有功,清政府封他为平西王。1644年3月19日崇祯帝吊死煤山至4月15日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投降书,前后仅二十几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一己之私利,吴三桂竟连易三主。其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个性,可略见一斑。

此后,清政府为了消除吴三桂的疑虑,又调其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西南抗清义军余部。在此后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为清政府尽了犬马之劳。

在平定云南之后,吴三桂的权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顺治十七年,清政府命他以平西王镇军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后进爵亲王,兼管贵州,其子吴应熊还当上了驸马爷。手握重权的吴三桂野心勃勃地加紧扩充实力。军事上,,他招纳变质后的李自成、张献忠遗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人事上,凭仗自己开藩的特殊地位,向云、贵和其他地区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西选之官满天下”的情况;经济上,他自铸货币,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官卖各种土特产品,加重税收,蓄积财力。他不断向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挑衅,借口用兵,扩军索饷。

吴三桂的所作所为,清朝廷洞若观火。康熙二年,清朝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停止为理由,收缴了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康熙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以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请求归老辽东,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请求移藩,实际上是试探朝廷意向。不断康熙帝毅然决定同撤三藩,随即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处理撤藩事宜。撤藩形势对吴三桂非常有利,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一是清朝入主中原已近30年,民族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二是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太充分了,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复无常的家伙。一些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他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再则,同吴三桂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早有所防。在得知吴三桂反叛时,镇定自若,处置得当。这样,战争初期,清政府军事上虽有所失利,但很快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一时出现僵局。

由于支持吴三桂叛乱的多为乌合之众,这些人形势有利便蜂拥而来,形势不利便迅速离去。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实现其独霸西南的野心,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建国号周,改元昭武,演出了一出称帝丑剧。吴三桂置官封拜,颁制新历,举行云贵乡试。但这并没有给这个野心家带来好运,前线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来,吴三桂气急败坏,不久便病倒在床上。康熙十七年八月吴三桂死于衡州,从而结束了他身经两朝、历事三主,反复无常,一无可取的野心家的一生。

多尔衮的大军采纳了洪承畴的进军路线,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里面写着:“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吴三桂还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明军一齐聚尔歼之。
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他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此时形势咋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天。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多尔衮果断决定,大军急行军转向山海关,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
历史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一直到收到吴三桂书信的那一天,多尔衮才知道崇祯皇帝已经死了。
明朝天子竟然暴死,这太令人意外。多尔衮第一点想到的是,对满清来说,大顺政权不再是潜在的盟友,而变成了他们的主要敌人。于是本来要来侵略明朝的满清反倒打出了为明朝天子复仇的名义,接受了吴三桂的邀请。这个时候,多尔衮并不知道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前因后果,也根本不知道吴三桂曾经投降过李自成。
对于吴三桂这封邀请满清入关共同抗击李自成的邀请信,多尔衮感觉有如神助,简直要欣喜若狂了。他立即给吴三桂回了一封信:“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多尔衮明确表示愿意联合吴三桂对付李自成,但他的立场与吴三桂不同,他是从清廷一方考虑的,他并不打算复兴实际上已同清廷处于战争状态的明王朝,所以他才下令清兵直接开往山海关。多尔衮说他们已得知明朝皇帝惨死的消息,因而决定集合“义兵”,“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于是,满清从入侵的外敌摇身一变成了为明讨贼的义师。同时,多尔衮在信中也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
而一直等候吴三桂答覆的李自成久久不见王则尧回来,心中起疑,这才继续向山海关进发。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这时候的语气已经全然变了,吴三桂不再要求多尔衮去抄李自成的后路。吴三桂是个精明的机会主义者,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明白,多尔衮的眼光和抱负决非李自成所能相比。
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第二封信,他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在向南行进途中,清军曾与唐通遭遇。唐通奉命率几百人绕到关外,从背后攻击吴三桂。他的人马在抚宁西北的“一片石”偶然遇到清军主力,遂被歼灭。唐通逃脱,后降清。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的部下正在激战之中。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四月十三日出发,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李自成才知道王则尧早已经被吴三桂拘押,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已经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武力解决,已经没有招降余地了。
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
李自成已经丧失了先机,到了这个时候,他竟然还不知道多尔衮已经率领清兵在一旁虎视眈眈。

穷奢极欲吴三桂

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里,吴三桂算得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位明朝边防大将迅速倒向满清一边,联合清军追杀李自成农民军,转战大半个中国,直至李自成败死。接着,又率兵剿灭南明势力。封藩云贵后,吴三桂恃宠骄横,贪婪的私欲迅速膨胀,扩编军队,搜括土地,独揽事权,结党营私,俨然是云贵地区的土皇帝。最终与清廷反目成仇,落得猝死湖南、兵败族诛的可耻下场。

用“欲壑难填”这句成语来形容吴三桂的贪心,是最恰当不过的。清廷越是假以事权,他越是贪心不足。康熙二年(1663年),他居然上疏清廷,请求在云贵两省总督巡抚的敕书中,加上“听王节制”四个字。明目张胆地要使自己的王权凌驾于封疆大吏之上,而朝廷竟也同意了。对于清廷给予的“举劾”之权,他更是视同至宝,一方面,将自己的意中人从外省调到云贵充实力量;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亲信派往其他各省任职。他经常直接给吏、兵两部批文,指定某人为某官职,授某人为某参将、游击(均为官名)。有时吏、兵两部!用云南、贵州文武官员,与其意见不合,也必须撤回,改用藩府选定的人,包括选送到外省去的士,谓之“西!”,即由平西王吴三桂提请任命官员。康熙五年(1866年)十月,兵部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把选用云贵武职官员的权力交给吴三桂掌握。兵部抱怨,他们推选出新任命的云贵武官,尚未到任,而平西王另已提出人选,以致兵部推荐的人只好中途返回。

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又往往同金碧辉煌的宫殿、雕龙刻凤的宝座紧密相连。

昆明西郊的五华山上,原本坐落着明黔国公沐氏的府邸,后来又成了南明永历帝的宫殿。吴三桂看中此宫,但嫌其显得过于狭小,遂大兴土木,进行增修扩建。工程前后持续十余年,终成一个占地广阔、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远远望去,只见殿阁崇峙,溪水淙淙,回廊百转,曲径千折。吴三桂不仅要府邸富丽,还要设计巧妙,以新奇闻名天下:他在城内莲花池畔又修建一座宫殿,名曰安阜园。园内开凿渠道,两岸楼台对峙,高百余丈,中间建桥相连。园中遍植花木,其中不乏奇花异草。四季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为建造这座园子,王府耗银不计其数,还毁坏和占用了大片百姓的庐舍、墓地。

吴三桂终日耽于声色,纵欲享乐。他的后宫达上千人,与封建皇帝比也不逊色。前期专宠绝代佳人陈圆圆,后圆圆年老色衰,便宠爱“八面观音”、“四面观音”两位美姬。拥有这些绝代佳人日夜陪伴,吴三桂还不满足。安阜园落成后,又命侍从江南采买优伶四十余人,个个年方十五六岁,朝夕歌舞。每当宴会之际,三桂吹笛,宫人美女们伴以歌舞。歌罢,吴三桂命人给赏银钱,立刻珠玉金帛堆堂前,歌姬们嘻嘻笑笑,一拥上前争抢。

为了满足纸醉金迷的生活,吴三桂凭借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权势,贪婪而疯狂地聚敛财富。这位贪心王爷几乎是一进昆明,就把明黔国公沐天波的七百顷庄田占为己有,作为藩庄。耕种七百顷地,需壮劳力二千人,另给他们每人地三十亩以养家糊口。这些庄丁共得地六万亩,加上藩庄地,实际占有土地达六七万亩之巨。康熙六年(1667年),吴三桂又借满清大臣圈地之机,以兵丁口粮不足为由,将云南府所辖州县的卫所公田尽行圈占。所圈土地上的百姓,被强令徙往他地,无力迁移者便成了藩庄上的佃户。

吴三桂的权势,终于引起清廷的警觉。康熙即位后,开始逐步削夺其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皇帝下达了撤藩令。这对锦衣玉食、称霸一方的吴三桂无疑是当头一棒,他决意铤而走险,于同年十一月起兵反清。叛军开始进展顺利,不久就攻到长江流域,数月便得六省。但战事很快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兵陷湖南,八月病死衡州。三年后清军平定了这场叛乱,吴氏家族被诛戮殆尽。
因此吴三桂又成为清朝的官臣了

  其实我觉得,用走狗这个词不适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与选择。诚然他是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而陈圆圆这个女人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决定中西历史走向的1644:吴三桂的命运和悲剧》

  无论对于东西方历史,1644年都可谓决定命运走向的一年。在英格兰,克伦威尔指挥的英国国会军在7月2日于马斯顿荒原一举击溃王军,这次转折性的胜利导致5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万里之遥的中国,史书上这一年纪年有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此外还有一个地方政权大西朝大顺元年。《明史》记载,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7天后,李自成就率领百万大军出西安,渡黄河,分兵两路长驱北京。此时关外满清数十年的袭掠已经让明王朝北部边防摇摇欲坠,而1641年明朝又遭遇“三百年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的境况。1644年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直接促成这一历史的人物,正是吴三桂。

  吴三桂能够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不得不追溯他的发迹史。其父吴襄为明将,而吴三桂在十六七岁时就应试武功并中得武举,《庭闻录》里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生陈邦选也说他“少年悬印”。史书说吴三桂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他年少读《汉书》,被“仕宦当作执金吾,取妻当得阴丽华”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不过李治亭认为,吴三桂能够迅速升迁,乃由于他家与关东豪族祖大寿一家有亲戚关系。

  吴三桂的家庭背景和非凡天资,终于让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20岁就荣升为游击将军。虽然明清正史从无记载,但是《庭闻录》、《吴三桂记略》和《平吴录》都曾记载吴三桂“少年救父”的“忠孝”事迹,说吴三桂在数万清军的围困中,率数十家骑出城成功救父并受伤。李治亭说,如果这一历史属实,那应该是在崇祯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率领大军绕道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朝廷之命支援,在建昌(今天辽宁凌源)与皇太极部相遇。当时吴三桂父亲吴襄率骑兵侦察被清军围困,吴三桂此举可以说无愧“忠孝”二字。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起兵举义后,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在长期战争中丧失殆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崇祯皇帝的猜忌和文臣党争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吴三桂却是一个例外。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在皇太极于8月发动的大凌河之役中,在增援大凌河战斗中因逃跑而导致全军溃败,遂被削职,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明清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吴三桂在27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至此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在次年五月与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战中,吴三桂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与贼血战”。最后他奏报战斗“大获全胜”。

  《明史》这样记载了此后的松山、杏山战斗中,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在锦州被围之际,吴三桂在众运粮官“惊心奴儆”的情况下,亲自“督运米车”,成功躲过清军的监视,在春节期间将粮食运入锦州。《明档》记载他自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

  忠孝和背叛

  然而在决定明清战争命运的松山决战中,吴三桂前后表现却判若两人。在初战中,洪承畴在小胜后上报朝廷的奏章中称赞:“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此番斩获功多。”然而在此后决战中,他却未能和主帅兼老师的洪承畴同命运,反而擅自撤逃。尽管他布置有方,成为战争中损失最小的一部,以至清太宗赞叹他:“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然而无论如何,一向被明朝视为“敢战”的他在决战中逃之夭夭,李治亭认为实在“难以解释,而最终他竟没有受到朝廷处罚,也同样令人意外”。

  吴三桂父亲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三千人。在决战中自率部署逃跑,因此李治亭认为,惟一可能解释,是吴三桂为保存自身性命和自家的军事实力。他认为,“以祖大寿和吴三桂为代表的关外豪族,凭借自身军事实力,才成为明清朝廷都全力争取的力量”。这也是吴三桂几乎从来没受到猜疑极重的崇祯惩罚的原因。李自成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后几天,崇祯就曾在德政殿召集大臣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其时崇祯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几乎无人响应,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朝廷惟一能够调动的机动力量。

  正当崇祯皇帝和大臣们为了避免承担失地的责任相互推诿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不畏崇祯可能“事定以‘弃地’杀我辈”的危险,强调了将吴三桂撤离宁远的重要性:“……吴三桂勇将益收用,(不可)委之敌人。”此后他更再次上书,指出,“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微,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其实当时吴三桂给崇祯的上奏,已经显示他主张从宁远撤退的意思。

  然而受封“平西伯”的吴三桂接到勤王的圣旨,从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一百二十公里距离,竟走了八天。此前金军入侵北京周边时,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为解金兵之围,曾以精锐昼夜兼程赶赴北京。而此次吴三桂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然后才亲率精兵殿后,这其中有没有政治上的权衡,后人已不可考。

  事实是,当吴三桂迟迟抵达河北丰润,崇祯皇帝已于前日自缢于煤山。《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于是感到再去勤王已没有实际意义,马上拨转马头会师山海关。在崇祯下令吴三桂入关前,为反驳吴三桂有降清之意的谣言,吴襄曾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

吴三桂别无选择了,其他选择都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