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en怎么加到eclipse:邓稼先科学史资料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两弹元勋”

“两弹元勋”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之中。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洋归来报效祖国。50年代末，邓稼先从物理学讲坛上“消失”了，他的身影闪现在核武器研制的基层第一线：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里参加研究所的兴建，在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土路上颠簸，在云遮雾罩的山区指挥着原子弹、氢弹的研制。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以及“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86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新华社北京8月3 0日电）

《人民日报》1999年08月31日第4版

张爱萍与邓稼先

东方鹤

邓稼先病了，要动手术，75岁的张爱萍8点赶到医院，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1985年8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长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

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没感觉到。

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患痔疮，总流血，怪讨厌的。”

“做过检查和治疗了吗？”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

“那就到301（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张爱萍说着，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对方问什么时间，张爱萍说：“现在，现在就去！”

“不，不！”邓稼先连忙推辞，“我还没汇报工作哪！”

张爱萍问：“有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吗？”

邓稼先说：“没有。”

张爱萍说：“没有现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邓稼先几乎惊慌失措了。他知道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且他本人惜时如金，又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怎么可以让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于是就再三谢绝。

张爱萍已拿起了手杖：“走吧，坐我的车去。路上可以谈谈你们的情况。”

邓稼先只好服从了。

邓稼先，这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年轻、聪明、正直、纯朴，在科学界有娃娃博士、娃娃科学家之称。1958年，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究所刚刚筹建时，他就被调入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并开展轰爆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功勋；接着，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和技术难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担任第九研究院院长重任后，更致力于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工作。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总是尽力深入到第一线考察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献身精神。

张爱萍两年前到九院视察工作时，曾规定科学家每年坚持查体；坚持休假制度。可是，邓稼先总安排别人去，而自己总投身到九院的建设和科研工作中去。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

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陪着一位病人来检查，已经感受到这位病人的分量了。而张爱萍还是对他们作了郑重的介绍：“这是我们的功勋科学家！”

按常规检查，仅做活检，就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结果，由于张爱萍站在旁边，20分钟就出来了结果。

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张爱萍指示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怎么没早发现呢？一些不治之症怎么专门祸害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同志呢？看来对专家们按时查体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张爱萍自医院出来，一直考虑着这些问题。返回办公室后，便亲自给科工委、各工业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明确指示：要迅速检查一下专家体检制度和休息疗养制度的落实情况，今年未进行体检的，要马上补查；未休息疗养的，要组织疗养。有困难向我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三年前，张爱萍几次以沉痛的心情公开自我批评：长期以来，我们对科技人员的健康情况关心不够。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张爱萍此番自咎的原因是青年科学家罗健夫的逝世。1982年10月，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因全身心投入事业，患癌症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终于在47岁时不幸逝世。

张爱萍得知这一噩耗后在深感惋惜、痛心的同时，也觉得应负有对科研人员关心不够的责任。在国防科工委组织的学习罗健夫同志报告大会上，他公开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他还写了首悼念罗健夫同志的诗：

国防科工委学习罗健夫同志

报告大会

黄水流，

渭水流，

流到潼关怒涛道。

奔腾势不收。

往事稠，

国事稠，

破险尖端忘春秋。

为民肝胆酬。

他指示国防工委和国防工业部广泛深入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活动，并作出一个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各级领导要认真、及时解决广大科研人员的实际问题，明确规定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定期做卫生防疫工作，坚持休假制度，特殊情况的要作特殊安排。

也就在开展向罗健夫学习、落实关心知识分子有关规定的活动中，发现了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工作的核工业部核部件加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张同星。他20多年来一直忘我地工作在核工业研制生产第一线，为发展祖国核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积劳成疾，身患胃癌，仍战斗在工作岗位上，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

张爱萍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立即指示科工委迅速把他接到了北京，安排在301医院治病。张爱萍先后三次到医院看他。当张同星病情相对稳定准备返回时，张爱萍又去为他送行。张同星非常感动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牵扯了军委首长这么大的精力，深感不安。”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而现实往往不是顺从人的心愿发展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两弹元勋邓稼先竟患上了这难以攻克的恶症。

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事情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8月9日8时30分，开始了对邓稼先的手术。

而75岁的张爱萍8时便赶到了医院，又就术前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询问。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手术成功，病灶全部切除，邓稼先精神状态尚好。张爱萍略感慰藉。主任医师向他报告，下一步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张爱萍又一次叮嘱说：一定要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千方百计地予以治疗。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为了他的康复，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此后，医院对邓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报告”的办法，不定期而又及时地报告有关首长和单位。8月24日，张爱萍接到了当天的也是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说有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张爱萍在这期病报上批示道：

请国防科工委领导（光亚同志）和核工业部领导同志分别前往探视。对其本人和家属应多予以慰勉和照顾。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对邓稼先的病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有关组织都很关心。301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他于1986年7月29日与世长辞，终年才62岁。

7月30日，正在外地的张爱萍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稼先病逝、安排其后事的传真报告，深感悲痛，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

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致悼词。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电专稿。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题目是：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

同时还发表了张爱萍的悼词。眉题是：张爱萍说邓稼先英名永垂史册。正题为：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 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

追悼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诗：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12年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稼先逝世后，张老请我们全家到北戴河军委疗养院休息了10多天。他对部下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丝毫没有赏赐的意思。他还建议拍一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纪录片，连片名都给写好了。我把他亲笔写的这幅大字挂在家里，以示对稼先的纪念，也是对张老的感念。张老曾拄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他当时坐过的沙发及房间的摆设，我们至今都没有动，也不想动，是为了记住张老来看我们的情景，记住这个日子。”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老师读过的

“我认识你们已经退休的记者刘振坤。”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40周年，听说《科学时报》要派记者做些独家采访，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彭继超在电话里说。
彭继超早期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当宣传干事，后调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创作员，是我国写“两弹”文学作品的“大腕”。彭继超之所以认识刘振坤，是因几年前刘振坤在采访原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过程中，“策划”出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这篇张劲夫同志写的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录，发表后也如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
彭继超当即放下自己手头的写作，帮我们联系已故“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我问：“许先生现在住在哪里？”
彭继超报出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北京的地名。我的心不由地颤悸了一下：18年前，“两弹元勋”邓稼先不幸去世的第二天，即将脱掉军装的我，新华社记者证都还没来得及上交，却以《科技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这里，采访许鹿希以及从美国赶回来处理父亲后事的典典，当时她们母女俩的悲痛心情我历历在目。过后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我和新华社记者逐一细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邓稼先送的花圈和挽联，那肃穆的情景也历历在目。18年后，许鹿希先生还住在原来的旧楼房里吗？
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许鹿希先生家里的电话。她回答：是，我还住在这里。为了纪念稼先，稼先用过的办公桌、书柜、沙发等，一切都按原来的位置摆放着。
我的心再次为之颤悸。我决定带报社两位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栋简朴的住宅楼，一眼就认出了那简朴的单元房。还是那张老式的“一头沉”办公桌，在这里，邓稼先难得回家与妻儿团聚的日子里，办公桌上的台灯经常彻夜长明；还是那对老式的蒙布沙发，在这里，邓稼先与青少年时代的挚友杨振宁互相凝视，倾吐别后多年重逢的胸臆；还是那几架简易的木头书柜，在这里，邓稼先使用的英文与俄文版核物理书籍与许鹿希使用的中、英文版医学书籍比邻，伴随过他俩相濡以沫的日子……几乎一切原物未动，似乎岁月已经在这里停滞。
18年前，我曾走进这个简陋的房间采访。只不过是，当时邓稼先刚刚去世，许鹿希先生还未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房间比现在的摆设略显零乱；只不过是，邓稼先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了他极高的荣誉，老式的五斗柜上方，现在已摆放着一尊邓稼先的纪念胸像，纪念胸像的墙壁上方，是一幅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墨宝。
拉开“一头沉”办公桌的抽屉，许鹿希先生让我们看邓稼先生前喜欢听的古典音乐磁带；取出书架上纸页已经泛黄的外文书籍，许鹿希先生让我们看邓稼先当年批注的手迹……她坐在那张老式的蒙布沙发上，回忆邓稼先生前为“两弹”呕心沥血的岁月，回忆与邓稼先共同走过的人生路程，时而眷恋之心溢于言表，时而悲痛之情难以自抑。
我让本报以刘东峰为主的青年记者进行这次采访。刘东峰坐在许鹿希先生身旁的沙发上，随着许鹿希的回忆，他的笔在“沙沙”作响地做着记录。场景依旧，我不由想起18年前与刘东峰同样年轻的自己在这里的采访，想起我迄今还保留完整的、纸页却已泛黄变脆的那篇通讯的底稿。
承蒙许鹿希先生对科学时报社的厚爱，她在接受采访的同时，向我们赠送了一套刚出版不久的精美的《邓稼先文集》和《邓稼先图片传略》，作为图书室的资料留存。我代表科学时报社，从许鹿希先生手里接过了这一套沉甸甸的书籍，也接过了革命前辈对科学时报社的深情与期盼。
今年初，科学时报社出版了自己45年来的作品精选，其中收录了张劲夫同志撰写的《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为科学时报45年作品精选亲笔题写了《史笔记科学》的书名。
记得在第六届“科星奖”颁奖大会上，张劲夫同志谈及他写《请历史记住他们》的经过，原来的标题是“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时任《科学时报》总编辑的罗荣兴同志为该回忆录画龙点睛，加上了“请历史记住他们”这样的主标题。张劲夫同志说到动情处，当场激昂地挥舞拳头说：“加上这样的标题，真是个大手笔呀!”
史笔记科学，史笔颂英雄。为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甚至不惜像邓稼先那样献身，我们一代代的新闻工作者，都应拿起自己手中的历史之笔，讴歌各个激情时代所诞生的科技英雄，薪火传承。
顺利采访许鹿希先生之后，离开“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居，我抬眼天际，北京秋日的天空分外的晴朗明媚。据北京气象台的天气播报，这几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也比以往明显好转。我和本报的青年记者都不由自主地想：十月的罗布泊，也该是秋高气爽的时节，纯洁透明的苍穹下，旷古悠远的风吹来，人、自然、宇宙早已融为一体了吧？40年前，邓稼先在那里望着远方腾起的壮美的蘑菇云，早已许下的“死而无憾”的誓言回荡在心间，如今，大漠、戈壁、远山、白云，无一不在为他当年的誓言默然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