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培珽英文书单全套:话说元朝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庞大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不仅征服了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还将其控制范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
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一直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大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时，蒙古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铁木真。它作为部落首领，于公元1206年被各部推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在铁木真的领导下，蒙古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它于公元1227年消灭西夏、1234年消灭金朝，为统一全中国作好了准备。此时，成吉思汗已死，窝阔台、蒙哥、忽必烈先后继任大汗。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从此，北京才逐渐成为中国此后近七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6年，元朝发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统一了中国全境。
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中国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此后，元朝曾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先后使高丽、缅甸、台城、安南等地成为元的属国。在国内，为了统治汉族人民，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在这种制度下，汉人的地位极底。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故而，在元朝统治初年，曾发生过多次汉族与南方各少数民族反抗蒙古暴政的起义，但都未能成功。
因为蒙古族以前的生活方式大多以游牧为主，生产力较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忽必烈以来，历代元朝统治者都以农业生产代替了畜牧生产，所以元朝的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元朝的疆域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经济的起步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元朝年间，中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已非常普遍，所以纺织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出现了以黄道婆为首的一批手工业者，使当时的棉纺织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元世祖年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它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的记载了当时元朝大都的繁荣景象。
物质的丰富使元朝的统治者生活逐渐奢华起来，同时也使蒙古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化。在公元1308年至1333年的二十五年中，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八代皇帝，由此可见当时元朝内部的斗争之激烈。元朝后期，各皇帝都过起豪华的生活，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赋税，尤其是汉族人民被压迫尤为严重。于是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元朝暴虐的统治，早在泰定二年（1352年）河南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就揭开了元朝灭亡的序幕。而后，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起义军中，出现了一批优秀将领，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人所领导的部队实力最为强大。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间，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并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部，统一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他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协助下，于公元1368年攻陷元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同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立了明王朝。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王朝，他存在了九十七年，先后历十一帝（自世祖忽必烈始），是我国历史上较强大的王朝之一。但由于元朝对汉族人民的歧视，使其过早灭亡，成为将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前车之鉴。此外，元朝的统治，为我国画订了以后的大致范围，自元末直到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疆土在此基础上一直未发生太大变化，而蒙古族在此之后也成为了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

1。元朝是蒙古这个少数民族执政，蒙古族的起源只有两对(？)夫妻
清代是满族人，现在证明，明朝是回回这个少数民族开创的

2。元朝不同于蒙古，蒙古有四大汉，元朝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元朝的版图不是中国
最大的，为1200，少于清代的13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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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朝时多个教派并列，有先秦诸子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这个， 元朝在短短97年
就有了灿烂的文化

4。元朝的灭亡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等级制度，而是自己内斗

5。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登上日本本土作战，尽管因为“神风”而失败
http://post.baidu.com/f?kz=8677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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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贴的目的是说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中国并非如传说得那样封闭不堪，而明初大航海的基础，其实也是来源于元代的海上贸易。有趣的是，某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为了吹捧汉族的伟大，大肆吹捧郑和的七下南洋，
而对元朝的航海功劳忽略。更有意思的是，明朝也是回回这个少数民族创立的，某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当然更要回避喽。详见我的唐朝和清朝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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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海外贸易
元代，随着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我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比起前代来，都有很大的发展。
国际贸易是各国人民之间经济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元代的国际贸易，包括海道贸易和陆路贸易两个方面，而以海道贸易占主要地位。本文准备对元代海外贸易的情况作一些初步的考察，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来阐明当时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
一
我国通过海道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从汉代起，就有明确的记载。到了来代，海外贸易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前代。
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政权、统一全国的同时，立即着手组织海外贸易。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当元军取得浙、闽等地后，元朝政府就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浙江宁波）、上海、澉浦四地，设立市舶司，招降并重用原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员蒲寿庚。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向外国商船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由于政府的积极提倡，海外贸易在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有所发展。

在忽必烈统治的末年，曾一度“禁商泛海”。但成宗即位（1294），立即取消了这一禁令。大德七年（1303），又“禁商下海”，取消市舶机构。武宗至大元年（1308）恢复。至大四年（1311），再次革罢市舶机构。仁宗延佑元年（1314）复立。延佑七年（1320），又“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但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复置市舶提举司丁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前后四禁四开。自此以后，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再发生变动。元朝政府屡次取缔，主要出于政治上的暂时需要；而每次取缔后不久就被迫重开，说明海外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元一代，经由中央政府先后指定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最多时有泉州、庆元、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等七处，但兴废不常。到元末，仅有泉州、广州、庆元三处。在这些港口，元朝政府设置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管理市舶即海外贸易事宜。最初，市舶司由中央政府指定有关行省的高级官员负责。后来，一度与盐运司合并，成立都转运司。不久，又将二者分开，以市舶司隶泉府司（院）和致用院。最后，改隶行省。

元朝关于市舶的制度，“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至元三十年(1293)，在原南宋市舶官员参与下，正式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延佑元年（1314），重颁市舶法则二十二条。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包括：市舶抽分抽税办法，舶船出海手续，禁运物资种类，市舶司职责范围，以及外国商船的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法则的主要精神，是使海外贸易处于元朝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

根据市舶法则的规定，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都要经市舶司审核批准，发给公验、公凭，方能成行。开船时，市舶官员还要“检视”“有无违禁之物”（金银、兵器、粮食等都禁止出口）。舶船出海，只许往原申请前往的地区贸易，“不许越过他国”。出海贸易均须在规定期限内返回。返航时，“止赴原请验、凭发船舶司抽分，不许越投他处”，更严禁中途“渗泄作弊”。舶船返航途中，市舶官员提前到“年例停泊去处”，“封堵坐押赴元发市舶司”，如庆元、上海等处的市舶官员往往赶到温州甚至潮州海面去“封海舶”。待舶船进港靠岸时，“又行差官监搬入库，检空船只，搜检在船人等，怀空方始放令上岸”。所有舶船货物均须抽分。抽分时，“省官亲临，具有定制”。开始时细货（珍宝、香料等高级商品）十分抽一，粗货（一般商品）十五分抽一。延佑元年（1314）改为细货十分抽二，粗货十五分抽二，加了一倍。抽分之后，还要交舶税，三十抽一。完成上述手续后，才允许“舶商发卖兴贩客人”。违反上述任何一项规定的，轻则没入船货，重则处罪判刑。

对于“番船”（外国商船）所载货物和中国舶船“夹带南番人将带舶货者”，也“照数依例抽解”，然后由市舶司差人“发卖其应卖物货”。“番船”回还本国时，也由市舶司发给公凭、公验，并在公验内“附写将去物货，不许夹带违法之物”。

上述办法主要适用于自行造船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此外，元朝政府还实行过“官本船”的办法，即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最初实行这个办法是在至元二十二年（1286）。元朝政府想用这种办法垄断海外贸易，不许“别个民户做买卖的”下海，为此拨出了十万定钞做经费。后来不许私商下海之法没有行通，但“官本船”一直存在。例如，大德五年（1301）杨枢“浮海至西洋”，就是乘的“官木船”。元代后期，市舶司在一度取消后重新恢复时，泉州曾“买旧有之船，以付舶商”，这些船当然也成了“官本船”。拿国家本钱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叫做“斡脱”。元朝政府设置的发放高利贷机构斡脱总管府发放给“海蕃市诸蕃者”贷款的利息为八厘，比起一般来要轻四分之三。

在元代的对外贸易港中，以泉州、广州、庆元三处较为重要，其中尤以泉州占首位。泉州以“刺桐”一名著称，为当时世界各国商人、旅客所熟知。大旅行家马可·孛罗、伊本·拔图塔等，都对这个海港的规模和繁荣情况称赞不巳，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马可·孛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摩洛哥人拔图塔曾在此港看见大舶百数、小船不可胜计。当时我国的记载也称它为“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广州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代，与之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视昔有加焉”，“而珍宝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这两个港口，主要从事对东、西洋的贸易（东、西洋见本文第二部分）。浙东的庆元，则是我国对日本和高丽贸易的主要港口，同时也有部分从事东、西洋贸易的船舶由此进出，“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

杭州、温州也是历史悠久的贸易港。南宋后期，废弃了杭州、温州的市舶务，使这两个港口的对外贸易一度中断。到了元代，又重新繁荣起来。杭州“旁连诸蕃，椎结卉裳”。温州有专供商舶使用的码头。十三世纪末周达观前往真腊（柬埔寨），便是“自温州港口开洋”的。此外，澉浦则在南来后期创立“市舶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港口，“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被称为“冲要之地”。上海原是松江府华亭县的一部分，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正式建县，不久又设市舶司。上海及其附近的昆山、嘉定一带，“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揖极蛮岛，奇货善物，往往充上国”。昆山原来本是墟落，“居民鲜少”。元代兴起，被称为六国码头，“番、汉间处，闽广混居”，“海外诸番，亦俱集此贸易”。元末，尽管这里的市舶司取消了，但中、外商舶仍常由这里进出。澉浦和上海的兴起，正说明了元代海外贸易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政府每年从市舶获得巨额收入。抽分所得的实物，除一部分上供最高统治集闭挥霍外，其余都由市舶司就地出售，“将民间必用并不系急用物色，验分数互相搭配，须要一并通行发卖，作钞解纳”。发卖抽分和市舶税所得物货的收入，在元代中期每年达数十万定钞之多。无怪当时人们说：“此军国之所资”了。

二
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舶商，在国家户籍上，专成一类，称为舶户，或舶商户。

舶商户中有不少自己拥有船只和雄厚资金的大商人。以嘉定一地为例，元代中期这里有“赀巨万”的海商朱、管二姓。朱、管二家因互相争霸被元朝政府籍没后，又有“下番致巨富”的沈氏。此外，还有许多中、小商人，他们无力自备船只，只能充当有船大商人的“人伴”，“结为壹甲，互相作保”，下海贸易；或是在舶船上充任各种职务或“搭客”，捎带货物，出海买卖。

元代的贵族官僚，也常常经营海外贸易，牟取暴利。最有名的是元代前期的朱清、张瑄。他们以经营海道漕运得到元世祖的赏识，高官厚禄，利用职权；“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

元代海上航行的商船称为舶船。当时的记载说：“尝观富人之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建鼓番休整如官府令。柂碇必良，綍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这些“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海舶，大概是载重一、二千料的船。宋代修造二千料海舶已很普通，大的有达五、六千料者，元代相去不远。

“料”的确切涵义不清楚，但由元代记载可知千料船载重千石。据此，则二千料船载重应在二千石左右。元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按此计算，二千料船载重约为一百二十吨左右，若五千料船，载重应在三百吨左右。根据元代记载，贩卖私盐的“在海大船”，载盐少者数百引，“多者千余引”。元制盐一引四百斤，若千引则为二百吨，若千五百引则为三百吨，可知当时海船载重二、三百吨已不罕见。这样规模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实居首位，无怪当时外国旅行家对中国海舶都感到惊异，大为赞赏。

根据马可·孛罗等外国旅行家记载，当时中国海船大都以松木制成，船底二或三层（有的说四层）。普通四桅，也有五桅或六桅。每船分隔成十余舱或数十舱。附带小船，供碇泊时上岸采柴汲水之用。元代一些记载，也提供了关于海船构造的若干资料。海舶两旁都用“大竹帮夹”，和宋代海舶一样，目的是为了保持稳定，便于破浪航行。舵杆普遍用铁梨木（或作铁棱木）。“铁梨之木世莫比”，“来自桂林、日本东”，这种木材坚固耐用，价值甚贵，造船时往往“不惜千金置。铁锚大者重数百斤，下有四爪。还有木制的碇，也就是马可·孛罗所说的木锚。

元代我国劳动人民的航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指南针已成为海舶必备之物。当时有关海上航行的文献中常有“行丁未针”、“行坤申针”等记载，即是根据指南针在罗盘上的位置以定方向，这就是所谓“针路”。在海上航行的水手和商人，都把“子午针”看成是“人之命脉所系”；“针迷舵失”，是对海舶的致命威胁。海上季节风（信风）的规律早已为我国水手熟练掌握。元代去东、西洋诸国，“遇冬汛北风发舶”，利用东北风启航；一般是在“次年夏汛南风回帆”。去高丽则正好相反，去乘南风，夏季发船，冬季乘北风回帆。风顺时三、五天可到。去日本，一般在夏天，利用西南季节风，回国多在春、秋二季，利用东北季节风。顺风时十天左右。

舶船内部有严密的组织。每条舶船上都有纲首、直库、杂事、部领、火长、舵工、梢工、碇手等职务分工。他们是船上的技术人员和水手，都是由商人招募来的。纲首即船长，直库负责管理武器。杂事、部领的具体职责不详，杂事大概负责日常杂务，部领也许就是水手长。火长就是领航员，掌管指南针。舵工或称大翁（大工），又称长年，负责掌舵。“大工驾柁如驾马，数人左右拽长牵，万钧气力在我手，任渠雪浪来滔天”。碇手负责碇、锚，“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人唱歌百人和；何事深浅偏记得，惯曾海上看风波”。梢工则是一般水手。管理樯、桅的水手称为亚班。

由于元代我国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我国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根据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刊印的《南海志》中有关市舶的记载，当时与广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象和地区，已达一百四十处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东起菲律宾诸岛，中经印尼诸岛、印度次大陆，直到波斯湾沿岸地区、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地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名，不见于其他记载。这份资料，充分说明了元代贸易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前代。不仅如此，它还将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大东洋、小东洋、小西洋等几个区域。从元代其他记载看来，东、西洋的名称已经广泛应用。明、清两代都沿用这些名称。和前代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统称为“南海诸国”相比较，这种区域划分显然进了一大步。它说明由于海外贸易的开展，我国人民的海外地理知识不断增长。

元朝末年大旅行家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一书，是关于这一时期我国海外贸易活动的另一份珍贵文献。汪大渊先后两次“附舶以浮于海”，回国后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全书包括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根据他的记栽,我们可以知道，元朝商舶遍及东、西洋各地，经常出入于波斯湾的波斯离（今巴士拉）、层拔罗（桑给巴尔）等处。宋代，从中国到故临（元代的俱蓝，印度西南部）都乘坐中国船，再往西去，就要换乘大食（阿拉伯人——引者）的船只。到了元代，情况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商船已成为波斯湾和非洲各大海港的常客了。

元代的官方文书里也常说舶船前往“回回田地里”和“忻都田地里”。前者指的是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非洲东北部广大地区。后者指的就是印度次大陆。

外国的记载也证明了元代商舶在亚、非地区有很大影响。交阯（越南北部）的贸易港云屯，“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中国商人——引者）”。印度的马八儿，商品大部运往中国，西运者不及东运的十分之一。伊本·拔图塔说，由印度到中国航行，只能乘坐中国商船。他在印度港口古里佛（加尔各答）曾看到同时停泊着十三艘中国商船。

三

元代我国通过海道向亚、非各国输出的商品，可以分为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两大类，而以手工业产品为主。

农产品主要是谷米。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一份官方文书中提到，广州商人于乡村籴米百石、千石甚至万石，搬运到“海外占城诸番出粜”。但因元朝政府屡加禁止，所以总的来说它在对外贸易中不占重要地位。

手工业产品又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纺织品。包括苏、杭五色缎、?、绢、布（花布、青布）等。丝也是重要出口物资。纺织品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出口物资，享有极高声誉，深受亚、非各国人民欢迎。

（二）瓷器、陶器。包括青白花碗、瓦瓮、粗碗，水埕、罐、壶、瓶等。至今西南亚地区伊朗、土耳其等不少国家的博物馆中都保存有元代的瓷器，非洲不少地区也有元代瓷器遗物出土。伊本·拔图塔说，中国瓷器品质最佳，远销印度和其他国家，直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三）金属和金属器皿。金、银都是禁止出口的东西，但实际上仍有不少泄漏出去。此外，出口的金属器皿有铁条、铁块等半成品和锡器。铜器（鼎、锅）、铁器（碗、锅）等物。

（四）日常生活用品。如木梳、漆器、雨伞、席、针、帘子等。

（五）文化用品。包括各种书籍、文具和乐器。书籍和文具主要对高丽和日本出口。

（六）经过加工的副食品。如酒、盐、糖等。

大体说来，上述各种商品的大多数在宋代甚至更早已成为我国的出口商品，但是元代质量有所改进（如瓷器），数量也有所增加。这些商品除了一部分系供各国统治阶级消费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生活和生产所必须的物资。例如，周达观在真腊看到，当地人民“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地下所铺者，明州（宁波——引者）之草席”。还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我国若干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对于有些亚非国家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埃及的工人就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器，瓷胎用本地出产的陶土，瓷器上常有阿拉伯工人的名字。高丽原买中国的琉璃瓦，后自行燔制，“品色愈于南商（指由海道去的中国南方商人——引者）所卖者”。

元代我国从亚、非各地进口的商品，种类极多。《南海志》记载有七十余种，主要是从东、西洋进口的。《（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市舶物货达二百二十余种，既有来自东、西洋的货物，也包括自日本、高丽进口的商品。将二者汇总，去掉重复，可知当时进口商品不下二百五十种。

将这些商品加以简单分类就会发现，珍宝（象牙、犀角、真珠、珊瑚等）和香料（沉香、速香、檀香等，总数在四十种以上）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商口主要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但香料中有些可作药材。另一类重要物资是药材，《南海志》登录了二十四种，《（至正）四明续志》所记更多，除了从东、西洋进口的没药、阿魏、血竭等药物外，还从高丽大量输入茯苓、红花等物。进口的其他物资包括布匹（白番布、花番布、剪绒单、毛驼布等）、器皿（高丽出产的青器和铜器，东、西洋诸国出产的藤席、椰簟等）以及皮货、木材（包括船上用的铁梨木）、漆等物。日本出产的木材受到我国人民欢迎，是建筑和造船的极好材料。高丽出产的新罗漆，质量很高，最适于饰蜡器。

《南海志》说：元代“珍货之盛”，“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可惜，宋代广州进口物品缺乏详细记载，难以比较。但是，庆元地区宋、元两代都有记载，可资比较。据南宋《（宝庆）四明志》所载，市舶物货共一百六十余种。而元代《（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则为二百二十余种。这两个数字，雄辩地说明了元代海外贸易比起前代来有更大的规模。

我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不仅与亚、非各国直接贸易，而且在各国之间转贩各种商品，如将西洋诸国出产的布匹贩运到东洋各国出售，将北溜（马尔代夫群岛）出产的子（即贝壳，东、西洋某些地区以此作货币，元代我国云南地区亦以此作为货币，与金银、纸钞同时流通）运到乌爹（印度西部乌代浦尔）等处换米，贩占城（越南南部）布到吉兰丹（马来亚南部）等。对于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我国商舶与亚、非各国的贸易，有的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如灵山（越南燕子岬）出产的藤杖，一花斗锡可换一条，“粗大而纹疏粗者”则可易三条。巴南巴西（印度西部）的细棉布，“舶人以锡易之”。有的则用金、银作交换手段，如龙涎屿（苏门答腊西北巴拉斯岛）出产的香料，“货以金、银之属博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中国商舶贸易往来频繁，不少国家、地区的货币已与元代纸钞之间，建立了一定的汇兑比例关系。交阯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钞）壹两，官用止七十为率”。罗斛（泰国南部）用子作货币，“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乌爹等处行用银钱和子，每个银钱“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

除了贸易活动外，中国商人和水手还积极向各国各地区人民介绍我国的生产技术。火药是中国人民一大发明，元末传到高丽，介绍火药技术的便是一个“江南商客”。真腊原来席地而卧，新置矮桌、矮床，“往往皆唐人制作也”。原来当地无鹅，“近有舟人自中国携去，故得其种”。

和平友好的贸易关系，大大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当时东、西洋各国都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商舶为唐舶。文老古（摩鹿加群岛）人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浡泥（加里曼丹岛）人“尤敬爱唐人，醉则扶之以归歇处”；麻逸（菲律宾明多罗岛）的商人将中国商舶的货物“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偿]舶商，守信终始，不爽约也”。

四

上面我们简略叙述了元代海外贸易的情况。最后，还想指出的是：

（一）海外贸易虽然是在元朝政府和大商人控制和组织下进行的。但是，如果没有农民和手工业者创造了大量可资海外贸易之用的物资，没有造船工人修造了可供海上航行之用的船舶，没有许多船员和水手不畏风险，驾驶船舶，那末，海上贸易是无法进行的。通过海外贸易，促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这是统治阶级所不曾意料到的。这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功绩。当然，统治阶级中某些人也对此作出了贡献，同样是应充分肯定的。

（二）元朝统治者出于剥削阶级贪婪的本性，曾经与某些邻近的国家发生过冲突。但是，从整个元代来看，这些冲突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逆流，友好的交往始终是我国和亚、非各国之间关系的主流。这一点从海外贸易的状况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三）元朝统治者和大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目的，是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海外贸易的成果绝大部分也为他们所侵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交往也受到很大限制。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我国的海外贸易才有可能蓬勃发展，我国人民也才有可能充分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选自陈高华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注3]，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 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注5]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注6]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 “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把中建设成空前繁荣描写别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 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注8]，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口。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注9]。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注10]。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12]。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13] 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1]。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14]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被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 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国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独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国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杀欺压中国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中国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国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其他中国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不断地向中国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杀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杀中国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国最被崇拜的英雄。 第六、中国蒙元史家竭力贬低了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入侵的伟大意义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他们用类似”南宋还苟延残喘于东南地区”，把辛勤劳动、发明创造的汉族人民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 [注18]。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蒙古军队扫荡欧洲国家不过需要2-3年就可得手，征服中亚阿拉伯地区不不过需要十年时间，可是征服华夏文明社会西夏和金朝却需要十七八年，征服南宋花费了25年时间，综合了中国和亚欧的各种武器，利用了汉奸的配合才勉强得手。这正说明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社会。 因为南宋军民英勇抵抗，拖住了大批蒙古军队不能继续破坏波斯阿拉伯等其他文明地区。南宋军民在四川的顽强抵抗，杀死了蒙古帝国的罪魁祸首蒙哥，更是直接导致在阿拉伯地区的蒙古军队停止了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保护了世界文明不被降低到原始状态。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