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99烈火战神:伤仲永 王安石

伤仲永·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翻译：：：：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作客，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写诗，已经不能与从前听说的相称了。再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又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他才能完全消失，普通人一样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伤仲永

作者：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伤仲永·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翻译：：：：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不曾见过书写工具，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作客，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那样有利可图，每天牵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跟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叫他写诗，已经不能与从前听说的相称了。再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又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舅舅说：“他才能完全消失，普通人一样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的名相，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了解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于是向宋仁宗《万言书》，要求改革吏治、实行变法。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积极推行 "新法"，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展开斗争，确保"新法"的颁布实施，被列宁称为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诗文造诣也很高，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文章《伤仲永》，情理兼具;他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至今仍烩炙人口。
一、州县做官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于北宋真宗天福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在官宦之家。十九岁遇父丧，三年居丧期满，正逢科举考试，于是他赴京开封应试，名列进士第四。不久，他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从前的制度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可王安石偏没有这样做。
1047年，他调往亲鄞县任知县。鄞县本是个好地方，灌溉便利，可王安石去时，水道年久失修，以致渠川堵塞，河底朝天。第一年上任，风调雨顺，收成很好，可王安石并没有放弃大兴水利的打算。在征得上司同意后，他利用农闲时组织乡民浚治水道、兴建堤堰，他还把官仓中的谷物借给百姓，丰收后偿还。王安石做事不辞劳苦，认真负责，确为一般 "亲民官"所不及。他在鄞县做的第二件好事，即实行青苗法，贷谷于穷人，抑制土地兼并。当时豪强地主放高利贷，无法偿还的百姓被迫拿土地抵债。他实施青苗法，使官仓中的粮食得以更新，民众也得到方便，有力地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活动。
王安石目睹北宋吏制的腐败、人才的贵乏，于是大力兴办教育。他一反"近世之法"，把鄞县孔庙改为 "县学堂"。他还从越州聘请四明山一带颇有名气的学者杜醇当教学官。为了纪念壬安石的政绩，鄞县人民为他立祠庙，并且历代祠祭，经久不衰。
1057一1058年，王安石先后担任了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这时文彦博是宰相，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泊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以便遏制官场上为名利奔走的不良风气。不久，朝廷召他考试官职，他没参加。欧阳修推荐他任课官，他则以祖母年高为由来推辞。在担任地方官的十几年间，无论是做知州，还是任监司官，他都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兴利除害的事情。

二、上 《万言书》

岳麓书院藏书楼 北宋
1058年10月，王安石被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成为京官。在外任官十儿年，此时的王安石己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吏治的经验。体察社会弊病、了解民间疾苦的王安石上任后，决心推行改革。北宋中期，却尤外患并存，酿成社会危机。于是王安石站出来，向仁宗上了《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意见。但仁宗皇帝没有重视，他本来就懦弱平庸，晚年又沉溺深宫，几乎不问政事，于是 《万言书》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两年以后，他调任直集贤院，又任知制郜，就是负责替皇帝起草文告命令的官员。王安石当时兼管纠察汗京刑狱，他性格倔强。开封一青年有一只善斗的鹑鸟，有人向他要，他舍不得给。有个朋友私自将鸟拿走了，该青年追上朋友并将其杀了。开封府判处青年死刑，王安石则认为青年捕杀盗贼，应视为无罪。于是弹劾开封府的错误审判，状告到大理寺。但大理寺也认为开封府判得对。后来，仁宗下诏要王安石认错，而王安石还说:"我无罪。"拒不认错。 在1058年的《万言书》中，王安石系统地提出了变法意见。首先提出:"现在社会财力一天天缺乏，风俗一天天衰败，士大夫们不能不为社稷担忧。造成这种形势的症结在于:如今的法度多不合时宜。现在应该从实质上学习先王的政治，进行改革。"他还指出，针对吏治腐败、人才缺乏的问题，要改革学校、科举、恩荫，从地方提拨有用的人才来治理天下。针对财政困难、官吏贪污等问题，他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提出，改革的关键在于皇帝，皇帝要坚持改革，不能因流俗相侥幸之人的反对而半途废止。
宋神宗还当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 《万言书》十分赞赏。太子府掌文书的记事官韩维是王安石的好友。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的意见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荐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神宗一即位，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样，神宗直接倾听王安石的改革建议。
第一次召见时，宋神宗就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又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一次讲席以后，神宗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咨询变法措施，王安石趁机要宋神宗坚决排斥反对变法的人。这一年，河北大早，国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巨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动中，
神宗让学士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神宗看出两人争论的焦点反映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救弊路线。司马光宝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三、入相变法

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相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 —— 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开始实行变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以推动变法。在任宰相执政期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宋神宗自始至终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对王安石非常信任，甚至王安石顶撞了他也不计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为己任，倾全力实行变法。 熙丰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达此目的，王安石陆续推出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属理财富国一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属于整军强兵一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理财"的方法是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青苗法于1069年9月颁布。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春、秋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的利息。春天分发出去的须秋天收回。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1069年11月颁布，规定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分派。均输法发布于1069年7月。朝廷征调财物时，考虑到富商垄断物资，抬高物价，从而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均输法规定征调权统归
发运使，由发运使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肯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所谓 "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从而打击商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订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两年才颁行，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付诸实施。这是王安石最得意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极大，但官户、将吏、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户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仅，繁重的兵役就落到农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摧残极大。王安石改革时规定，按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这样，自耕农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人。
保甲法，王安石在上 《万言书》中就己经提出过。保甲法实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镇压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把乡村人口编入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督，农闲时操练，教给他们战斗的方法。保甲法作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经费。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己能从此窥见一斑了。
在培养人才上，王安石对学校进行整顿，改组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为统一上下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开展，王安石亲自编订各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几科举考试，都奉为教材。
熙宁变法使 "富国强兵"收到了一定效果，尤以 "富国》成效最大。公元1078一1085间，"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边防方面也取得成效，1072年，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失陷二百年的旧疆重归故士。由此可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积贫积弱"的局势。

四、变法失败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万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和歧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预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毫不畏缩。1067年，神宗刚把王安石调到京师，守旧派就预感到力主改革的他将被重用。一时间，朝廷中刮起一股阻挠王安石参政的阴风。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御史中禾吕海急不可待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 《罪状"，攻击他 "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当时王安石刚上任几个月，连司马光也感到惊讶，觉得吕海操之过急。神宗看完吕海的弹幼文，立即退还，弄得吕海难以下台，不得不要求辞官，神宗于是让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举吕公代替吕海任御史禾。韩畸规劝神宗停止实行变法，神宗有些犹豫，刚想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后来司马光为神宗起草的诏书中有 "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等言语，使王安石大怒，他立刻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深感王安石的说法有道理，于是没有采纳韩琦的意见，而继续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
反对派认为，变法针对那些地方富豪是不应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如果把他们都搞垮，一且边境形势紧张，需要兴师动众，军需的钱粮将没有着落。他们反对保甲法，担心保丁习武，一且灾荒出现，保丁就会拿起武器，成为国家的大患。对于青苗法，反对派认为政府实际上是在放高利贷，有损国家体面，而且荒年借贷肯定要亏本。在推行免役法上，两宫皇太后亲自到神宗面前哭诉，说她们的亲属被强迫交纳很重的免役钱，恐怕京城会因此发生动乱。
对于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据理进行反驳。1070年3月，宋神宗问王安石:"外边传言，朝廷认为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话?朝廷哪有过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自己是否说过 "三不足"，而是写了《上五事札子》，对反对派攻击最厉害的五件事进行了反驳。"三不足"口号是1072年王安石提出来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阳，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居然上书说:"市易，招民怨，致使华山都崩塌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吗？”反对派企图借一些自然异常现象动摇神宗，打败王安石，以废新法。因此，王安石勇敢提出?quot;天变不足畏"的响亮口号。1075年10月，彗星出现，在当时被称做 "妖星"，反对派趁机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高潮。由于王安石对天象有朴素的唯物论知识，保守派的阴谋才末得逞。元瑛被刺而发配到英州，文彦博的奏章被扣压并被派出去任魏地的留守。

五、罢相还乡

王安石任宰相期间，一次礼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牌位方向的位置时，王安石擅自决定把信祖的牌位奉人太庙中，参加讨论的官员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也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晚上，王安石随圣驾骑马迸人宣德门，守门卫士阻止呵叱，并鞭打王安石的马匹。王安石大怒，上章要求惩治这些卫士。御史蔡确为卫士辩解，但神宗最终还是杖打了卫士，·斥责内侍。壬韶开凿熙河向朝廷报功，神宗认为这是王安石的建议，解下随身的玉佩赐给了王安石。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当时是多么受神宗宠信。
但宋神宗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开始动摇了。1074年4月，天下大早已经八个月了，反对派声言这是上天不满的表现。王安石的一个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上书神宗，并献上《流民图》，并说:"旱灾主要是新法招来的，罢了王安石的官，天就会下雨。"宋神宗反复观看该图，因此对变法有些怀疑。王安石不得不自请辞退。于是神宗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而任命他为观文殿大
学士、江宁知府。
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王安石不停地推荐他，神宗任用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又经王安石举荐，韩绛被封为宰相。这二人坚决支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是个品德不佳的人，他早想取代王安石，很怕王安石再度被重用，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王安石。他借办理郑侠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李士宁狱案，想进一步陷害王安石。他的阴谋被韩绛发现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加以阻挡，并向神宗揭发此事，密奏神宗召回王安石执政。神宗也深感变法少不了王安石，于是，1075年2月，又下诏恢复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
复相后，吕惠卿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伺机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内部出现裂缝。这时，随着反对派攻击的日益激烈，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度也不如以前高了。10月，有一颗善星出现在东方，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政事中不符合民众利益的地方。当王安石上书劝解时，神宗却说:"为什么不能使冬天严夏天暴雨这种怨恨消失呢?"气得王安石称病卧床，后经神宗劝勉，才肯上朝理事。 1076年6月，王安石的儿子因吕惠卿等攻击生病死去。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后，曾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了儿子死去，他更是悲伤不已，加上身体有病，他极力请求辞职。王安石想自己任相八年，日夜操劳，不顾毁誉，力排天下异议和诽谤，改革弊政，新立法度，已初具规模。只要神宗在改革上方向不变，新法就不会废。神宗明白，此次王安石求退之心不可回，再三挽留不住，1076年10月，神宗同意他辞职，以带使相兼判江宁府，让王安石回金陵。1079年又封他为荆国公。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进行了一些变法。选用的执政大臣，都是和王安石共事多年或制定新法的人，基本上遵循王安石的改革方向。神宗于1085年3月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子十岁的即位，称宋哲宗。
王安石退居金陵后，一直过着隐士般悠闲的生活。他在江宁府城门外筑宅，离城七里，离蒋山亦七里，称其家园为 "半山园"。人们常见他骑马漫游于各地湖山，借山水、参禅来安度晚年，此间，他作了不少诗。
在金陵时，常有人来访。其中王安石与苏轼在金陵的交往，被传为佳话。
王安石长苏轼十六岁，在青年时代，都以才学出众而引人注目。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王安石、苏轼文学成就均十分突出，均被誉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见上，他俩都主张改革，苏轼并非像司马光那般保守，只是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见解不一。如此两个佼佼者，在熙丰变法中成了政敌。王安石执政时，苏轼曾反对新法，屡遭默降。然而两人均无害人之心，苏轼对新法并未一概否定。1079午，苏轼因 "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已不在京师，惊闻之下，立即在金陵设法营救。
1080年，苏轼由黄州迁至汝州，途经金陵，多年役有交往的苏、正在金陵友好地相会了。在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两人迸行了多次交谈。他们在一起谈诗、诵佛。他们在往来的书信和诗中，王安石破例与苏轼谈及了时事，诸如关于用兵西夏等。其中王安石的《北山》诗:
北山输绿涨横玻，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是他与苏轼一道游北山后写的诗中的一首。金陵相会，使苏轼更加了解了安石的为人，后来他逢人就称赞:"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重病，神宗派了御医赶赴金陵诊治。病愈后，他把半山园宅第施舍给寺庙，神宗赐额 "报宁禅寺"。自己则在城中租屋居住。
1086午4月，终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在愤憋中去世。哲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保守派掌权并开始废除新法，坏消息接连而至，使王安石痛不欲生。王安石死后被追

这是选自<<临川先生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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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永本是天才,后来不学习才败了下来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