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期刊是sci吗:关于苏俄的经济

50年中苏(俄)经贸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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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景 学

【内容提要】 1949～1999年中苏(俄)两国经贸发展历史是曲折、复杂的，也是两国三个多世纪以来最辉煌的一页。50年中苏(俄)两国经贸关系同双方的政治关系密切相连，但又呈现其独具特点的色彩，即出现了两个高潮与两个低谷时期：1949年至80年代初大约35年为第一个高潮及尔后的首次低谷时期；80年代初至1999年约15年间为第二个高潮及第二次低潮及徘徊时期。50年中苏(俄)经贸的实践表明，坚持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是维系两国友好关系的生命线。两国的合作潜力巨大，只要通力合作，推进中俄双边合作是完全能做到的。双方经济联系前景是光明的。

【关键词】 中苏(俄) 经贸关系 50年

【作者简介】 徐景学，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哈尔滨 150076)

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始于明末清初之际，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两国的经济联系(首先是边疆地区民间贸易的往来)也大致于上述时代发生的，迄今已有三个半世纪之久。350多年的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同两国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一样，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友好和睦相处的岁月，也有不快的阴霾时期，更有腥风血雨的场面。但是，我们认为，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的中苏(俄)两国的经济关系，虽然只有短短的50年，其经历的曲折、复杂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50个春秋的巨大变化，有时是戏剧性的变化，也是两国关系史上少见的。当然，这50年也是中苏(俄)两国经贸发展史中最辉煌的一页。

回首：两个高潮 两个低谷

50年中俄(苏)经贸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归纳为两个高潮及两个低谷时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次日中苏两国建交，旋即开始了两国友好及大规模经济联系时期。从1949年10月至80年代初期约35年间，可以认为是中苏(俄)经济联系的第一个时期，即第一个高潮及随后的首次低谷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两大对立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实行政治军事的包围与遏制，在经济贸易上搞封锁禁运。随之而来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实施。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交流，只能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中国对外贸易中对苏联的依赖程度高达56.9%(1955年)。中苏两国的贸易迅速展开，从1950年的3.38亿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10.6亿美元，到1959年则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峰，近21亿美元。此外1951～1962年间，中国还向苏联派遣大量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和实习生、工人，包括1.1万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赴苏学习，8 000多名中国科技干部和熟练技术工人及1500名中国工程师和学者。1950～1960年间苏联也向中国派遣了8 500多名高级专家，近1 500名教育、卫生和文化方面的专家。苏联援建中国的新建、改建、扩建企业、车间等项目共达400多项，其中限额以上的有156项，完成的项目共达250多个[1]，包括军工企业，机械制造、电力电站设备制造、汽车、轻纺等部门，对我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工厂直到今天仍是我国的重要骨干企业。对苏联的援助及历史作用，中国人民从来都铭记在心。尤其应指出的是，苏联也刚刚结束反法西斯战争的痛苦煎熬，正处在恢复经济的相当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刚刚独立，获得新生，正经历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也以实际行动和忠诚心愿援助了苏联。双方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成功，各自得到了收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国产生分歧并随后开展论战，严重恶化了两国的经济关系。1969年3月中苏两国关系对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争(尽管这次战争规模很小，但影响颇深)，使两国的贸易关系降至冰点。如1960年双方贸易降到16.6亿美元，到1967年则为1.11亿美元，1970年为0.472亿美元，为50年两国贸易额的最低点。此后十年间虽有缓慢回升，但升降波动较大。到1983年仅回升到6.74亿美元。1984年增至11.83亿美元，也只有1959年的一半多一点。

1984年中苏恢复了边境贸易，两国关系也开始正常化，双方的贸易额也急剧上升。中苏贸易的发展步入第二个时期。到1985年中苏贸易已达18.81亿美元. 1986年为26.38亿美元，超过50年代最高水平。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政局发生突变，但并未因此影响中俄双方的经济联系。相反，中俄的经贸以更快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发展。到1989年中苏贸易总额近40亿美元(39.96亿), 1990年则达54.25亿美元. 1993年高达76.79亿美元，创50年中苏(俄)贸易新的最高点。应指出的是80年代末开始，中苏(俄)经济联系中，不仅贸易额持续大幅度攀升，1986至1993年的八年间贸易额增长近两倍，速度惊人；而且，双方开展了国际服务贸易业务，如工程承包、劳务输出，技术与专利的引进，相互进行资本流动及兴办三资企业，两国民间旅游业务也日渐发展，从事各种形式的科技文化交流与服务活动等等。这是两国经济联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兴、新型合作内容，突破了单纯货物贸易的框框，开始步入全面合作的，适应国际贸易发展新形势的轨道。与此同时，双方贸易的机制也有相应改变，开始改变了以卢布为计价单位的单纯易货贸易的方式，实行以瑞士法郎(或美元)为结算单位、易货贸易与现汇贸易结合的结算形式。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从1994年开始，中俄贸易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尽管两国政府曾努力扭转下降的势头，但终未能取得满意结果。1994年两国贸易总额为50.76亿美元，下降约34%. 1995年为54.63亿美元, 1996年有所回升，增至68.46亿美元，1997年又下降至61.2亿美元, 1998年仅为54亿美元，今年1～6月完成约27亿美元。可见，到2000年，双方贸易额不仅不可能达到200亿美元，就是超过1993年的水平，也是十分艰难的。中俄两国刚起步的服务贸易规模也急剧萎缩。

中苏(俄)贸易后15年的第二个时期，同前35年的第一个时期相比较，虽然均显现一高一低的发展轨迹，但其不同之处十分明显，有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别。在第一时期中，双边贸易下降急剧，且持续时间长(从1960年下降算起，超过20年)。贸易大幅度下降对双方均造成巨大损失。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意识形态分歧严重，决定了双边贸易下降与经济关系冷淡。而后一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内(从1984年算起，只有三年时间)双方贸易总额不仅恢复到50年代最高水平，而且大大超过(1986年达26.4亿美元，超过1959年的23%以上). 1986年后虽然双方贸易数额有所波动，但始终是在一个较高水平、较高起点状态下的消长。后一时期是在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建立了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友好睦邻氛围中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贸易规模大，范围广，且都处在转轨阶段，向国际惯例与规范贸易运作方向前进。此外，在第一时期，中苏的边境贸易、民间贸易只被视为“大贸”的补充，充当调剂余缺的角色，这种受限制的“小额贸易”份额微乎其微，根本没列入国家正式统计之中，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在第二个时期边贸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边贸成交额度占中苏(俄)两国贸易总额的1/3左右。中苏(俄)两国贸易的新创造也首先源自边境，如1988年双方以边贸易货项下名义，率先开展了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及投资合作，而后则广泛推开。可见，原来视为“小额贸易”的边境贸易成了大气候，成为中苏(俄)贸易中的主力军。也可以说，边境贸易是两国贸易的缩影与窗口，透过边贸的发展变化亦可窥视中苏(俄)贸易的一斑。

思考：发展经贸是两国友好关系的生命线

孔夫子说过，“温故而知新”。中苏(俄)50年经济贸易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值得珍视的有益经验，又有不可忘怀的值得吸取的教训。科学地总结历史，它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

首先，中苏(俄)两国的经济关系是在一个两大阵营对峙、中苏两个大国结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经济关系的前提与基础是中苏两国的政治友好、结盟，两国意识形态的一致及政治利益、意识形态高于经济关系。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及“背靠沙发”的取向首先也源自两国的结盟及友谊。这是符合当时国际环境及建国初期我国综合国力实际的惟一正确选择。我国对苏经济关系的过份依赖及双方密切联系，是历史造成的，曾对中苏两国及两国人民产生有利的影响。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双方的政治关系、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取向，往往决定了双边经济关系的进程与兴衰。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具有自身的规律与特点，毕竟不能同双方的政治关系等同起来，更不能把意识形态摆到双边经济关系之上。中苏两国60年代经贸关系降至冰点，几近中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相左而引起的。相反，90年代初，中俄双方并未因苏联解体、双方的政治选择及意识形态、思维观念的不同而影响经济贸易的发展。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像中苏(俄)两个毗邻大国，发展广泛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不仅能极大促进两国及两个毗邻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巩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60年代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及全球化不断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加强往来，特别是经济贸易往来。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两个相邻国家加强经济关系更应成为首要任务。因而以意识形态分歧为理由轻易“闭关”是不可取的，轻启“战端”更是危险的，随意中断双方的经济联系，是不明智的选择。换言之，巩固与发展双边的经济关系，是两个相邻国家睦邻友好的生命线。双方应精心组织，全力推进经济贸易与科学技术全面、深入合作。

其次，中苏贸易关系，从一开始便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是在国家垄断制度下运作的。这种垄断制贸易体制对中苏两国的贸易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对组织动员和集中资金、技术和人力，建设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缓解国家的急需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90年代以来，中俄(苏)两国都先后宣布向市场经济过渡，抛弃实施多年的计划体制，中苏(俄)贸易的垄断制和计划经济影响深刻，计划体制藩篱十分牢固，严重影响两国经济贸易。可以认为时至今日，包括双方的贸易观念，方式方法，思维形式等仍处在50～60年代贸易垄断体制的束缚之下，并成为当前中俄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1994年后中俄贸易持续下滑，究其原因有多种，但计划体制的束缚未能摆脱，贸易未走上市场经济轨道，贸易的体系与机制等不能及时调整，是导致贸易合同履行难，出现纠纷解决难的主要原因，也是阻碍双方贸易发展的首要因素。由于中苏贸易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政府行为，所有贸易的行为及过程，均由双方政府负责处理解决，无需特别明确强调仲裁、索赔、经济制裁等规则与办法。而从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体制的一整套陈旧规则与条例。中苏(俄)双方贸易的主体由政府转为企业和公司的法人，国家和政府不直接从事贸易和干预贸易过程，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双边贸易法规，政策与运作方法都未形成、建立，如没有建立权威性的仲裁机构与机制，没有规范的银行结算的方式方法等。中俄贸易也处在转轨时期。

第三，中俄(苏)两国贸易历史悠久，有良好的传统与友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两国300多年的经济贸易联系的长河看，处在和平时期、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约占250年。即使从19世纪中叶到1917年间，两国贸易也未曾中断过，虽然沙俄对华的经济活动具有扩张性质。

历史告诉我们，中俄两个相邻大国，有不可多得的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及悠久交往历史，双方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资源结构、人力人才结构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人民(包括两国边境地区人民)强烈要求保持与发展双边经济联系。上述诸种有利条件，并未因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相反，已成为中俄两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动力。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双方进一步达成共识，排除干扰和障碍因素，化解制约因素，从上到下，全力推进，是巩固与发展中俄两国经济联系的关键。

前瞻：合力推进 开创两国经济合作美好未来

目前中俄两国的贸易额只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左右，占俄罗斯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左右。两国较低的外贸数额同两个毗邻大国的经济发展与需求形成明显的反差。在21世纪，中俄贸易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中俄两个大国的地缘优势、人文优势远未充分发挥，也未真正变成两国经济合作的推动力。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未完全挖掘。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强劲，亚太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集团化区域化也迅速发展。这种有利条件，必将促进中俄两国的经济联系，并将促进包括中俄在内的多边合作的开展。

中俄两国都处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双方经济都存在发展的基因，也存在制约的因素。双方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资源结构、科技水平存在的趋同性，影响了两国的合作。但是中俄经济与科技、资源、人力与人才等方面的互补性大于趋同性，决定了中俄两国长期合作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两国合作能得以发展的基础。

通力合作、合力推进是发展中俄经济贸易的保障。在中俄两国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尽快制订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外贸合作规则是当务之急。双方贸易主体共同遵守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游戏规则，以保障贸易的规范操作。对出现的贸易纠纷能迅速地通过权威机构得到圆满解决，维持正常的贸易秩序。

中俄双方应制订具体的宽松政策，为两国贸易的开展保驾护航。

在两国经贸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解决影响双边经济合作的非经济因素。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是排除中俄经贸发展的各种顾虑及心理因素的重要方法。

中俄贸易的发展，两国高层决策具有指导性、决定性作用。两国地方政府及具体执行部门的认同、协调、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包括双方的运输部门，海关、边防及检验检疫部门等等。协调好这些部门，才能防止“中梗阻”.

中俄两国市场巨大，潜力更大更诱人。但应该看到国际激烈的经贸竞争在中俄两国的市场及双方合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双方只有采取更积极的步骤，方有可能抢占对方的市场。中俄两国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公司与企业，勇敢地打入和占据对方市场，是明智之举。遗憾的是，在中俄的市场及宣传广告媒体上，很少见到对方企业的影子。

进一步落实中俄两国元首和1999年初中俄两国总理签署的合作协议，使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尽快提高到新的水平。实施诸如石油天然气、森林采伐及矿山开采等大型项目，带动两国合作。这些大项目的启动十分复杂，可行性调研与论证非常必要。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及不可预测性因素也时有发生。这一切决定了认真调研的严肃性。这种调研非一人，一两个单位能够完成的。适当调动国内有关方面专家通力合作是必需的。

中俄双方技术贸易和科技人才的合作应加快步伐。

在两国努力协作、参与国际区域化进程中，寻找试验区也是必要的。加快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跨国自由经济区组建便是一个好的范例。加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旅游与环保等多方面合作，是推进中俄合作的重要方面。这些合作内容的实施，重要的在于务实、齐心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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