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场 狙击手:"乌台"为何意?(乌台诗案中的)

乌台诗案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山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直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蛋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木会）》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蛋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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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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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iwen.com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2005-03-30

文人好作诗讽刺朝政，何况才高八斗的苏东坡，于是就免不了身陷“文字狱”。“乌台诗案”是宋代一起有名的文字狱，主犯则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苏轼。王安石变法，苏轼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苏轼感到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就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

作为隐士的苏东坡 才华横溢的苏轼虽然在他二十岁时便高中进士的第二名，但他的仕途之路却充满艰险和苦涩，几起几落，最后不得不离开京城，隐居在南方的几个小地方。这里的苏轼身着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显然是一个隐居的东坡居士了。这幅《东坡小像》是明画家孙克宏所绘。

且莫猖狂爱咏诗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到达湖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朝廷御史台(旧称乌台)在七月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讽剌朝廷。当时苏轼正在办公，两个悍卒冲进大厅，扯住苏轼的衣袖说：“御史中丞召见。”苏轼大惊失色，说：“我得罪朝廷之处不少，今日必是赐死。死就死吧，请让我先与家属告别。”苏轼妻子送夫至门，泣不成声，扯着他不肯放手。苏轼嬉皮笑脸地回头说：“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朴的妻子，作首诗送我么？”妻子不由“噗哧”笑出声来，苏轼这才得以脱身。原来这是苏轼常在家与妻子讲的趣事。杨朴是真宗时的隐士，被迫入京见驾，真宗问他：“卿临行时可有人赠诗么？”杨朴说：“只有臣妻作一首：‘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好一个东坡，这时还开玩笑。

题竹图（明·杜堇） 大文豪苏轼性爱竹子，不但喜欢赏竹，还爱画竹、咏竹，并常常将咏竹之诗题于竹上。图中的苏大学士头戴高冠，美髯飘飘，手执毛笔，题诗于竹。画面简洁，线条细劲流畅，人物神态潇洒，透出一股放逸、秀雅的风致。

苏轼被押到汴京，关进大狱，审讯随即进行。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部诗集作为罪证的正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文人相轻，进而相轧相害，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当然，苏轼也不是没有把柄可抓。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传诵一时，影响不小。主审官或与苏轼有私仇，或因政见不同要杀一儆百，他们把苏诗中某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夸大为对神宗的不满，逼苏轼招认叛逆罪。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人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蛰龙，不是想造反吗？”好在神宗还算明白，回答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咏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却对酒杯浑似梦
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一度相当悲观。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他将许多青金丹埋在土内，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就先行自杀。苏轼与儿子约好，每天往狱中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自己将被判死刑，就撤掉菜和肉，改送鱼。他儿子每日给他送去肉菜。有一天家里粮食不多了，他儿子去郊外买粮，托亲戚代为送饭菜，但忘了关照不要送鱼。亲戚正巧送了鱼。苏轼看到鱼，以为这回完了。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嘱咐狱吏转送其弟苏辙。他知道狱吏不敢擅自为犯人送信，必然会将此事上报。果然，神宗皇帝读到此诗，心中不免有所感动。苏轼名满天下，连宫中的皇室成员也喜欢读他的诗文。仁宗皇后病重时，神宗为了祖母病势的好转，打算进行一次赦免。仁宗皇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要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她还对神宗说：“过去仁宗举贤良，回宫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今天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他说的就是苏氏兄弟，现在难道你要把苏轼杀掉吗？”仁宗皇后边说边掉泪，神宗也在一旁陪着下泪。

苏东坡题扇图

东坡博古图（清·萧晨） 此图画的是大学士苏轼和两位文士一起欣赏古玩的情景。图上有作者的题词：“东坡博古图，前人有其本，考之书史未见其说，岂好事者为之耶？”云云。

一些同情苏轼的人也站出来为他说话。丞相吴充有一次问神宗：“皇上感到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说：“曹操算什么东西。”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当然看不起曹操。曹操猜忌心极重，但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神宗有所触动，说：“我正打算放了他。”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终于给苏轼定了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苏轼虽然心中不服，但能幸免一死，他已是额手称庆了，只得写检讨认错，后被贬官至黄州了事。出狱时，狱吏把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他，苏轼感慨万分，伏在案上，读不下去。可时日一长，又为狱中好诗而得意了，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神宗不到四十岁便死了，执政的太皇太后废止了新法。八年间，反变法派一度得势。变法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郁闷中他也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不久为人告发。反变法派群起而攻之，要借此好好整整对立派，苏轼是过来人，密请停止追究蔡确，但反变法派报复心切，听不进他的话，终于使蔡确得到了类似苏轼的经历，苏轼也被排挤。党争愈演愈烈，直吵到北宋灭亡。

〔防作弊高招〕

科举考试到宋代已相当成熟，两宋登科者共十一万多，平均每次录取的人数为唐代的十倍。当时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解试又称乡贡，三年举行一次，合格者称举人；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于解试次年春季举行，各地举人汇集京师；省试合格者参加殿试，殿试合格才算“登科”。为防止考官和考生作弊，宋人发明了许多高招。如“锁院”：开考前数日，考官就得进入贡院，直到发榜，考官都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别头试”：主考官的子弟、亲戚、门客等到别的场屋应试，另派考官主持。举人事先向贡院交纳试纸和家状，加盖官印，考试时对号入座。封弥院将卷头的举人姓名、乡贯糊住，编成字号；誊录院将答卷抄写一遍；对读所校勘正副本；然后才把副本交给考官审定，这样考官不仅不知考生姓名，连笔迹也无法看出。现代高考的许多做法，或可溯源至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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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王安石在变法中的条款有些不赞成,并作了指责.他写了一首<<咏桧>>的诗,诗中有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蜇龙知.歌颂桧树的根到九泉之下也不弯曲.
当时的乌台司法官员认为,苏轼的诗中说桧树根宁折不弯是明目张胆地和皇帝对抗,是大逆不道.由于乌台官员的指控,苏轼被打入监狱.
后来神宗亲自阅案,觉得有些牵强,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关朕事?"于是下令将苏轼释放,贬谪黄州.
乌台案实际上是宋神宗时由苏轼作诗而触发的一桩案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开始.因为发生在乌台,所以称为"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