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市工商管理局:丁玲到底是怎样的人

徐光耀：我与丁陈反党集团
时间：2005/06/05 出处：凤凰卫视
《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徐光耀 访问时间：二○○五年四月

电影《小兵张嘎》，对很多人来讲不陌生。嘎子聪明、机灵，有智有勇的形象留
在了千百人的记忆中。不过，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嘎子这个人物诞生的时候，
其实也正是作者徐光耀人生中相当苦闷的一段日子。一九五七年，作为“丁陈反
党集团”的主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一向自以为是“左派”的徐光耀，被扣上
了“右派”帽子，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最终得以改正。

今天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徐光耀老人，回忆的正是这一段在他看来是“头朝下脚
朝上”的历史。

徐光耀：我从十三 岁当小八路，我参加的战斗啊，一共加起来，我一生参加过的
战斗差不多有一百次。确确实实是在战火里滚过的。而且，我在战场上见过各种
各样的人物，他们的表现，有英雄，也有半英雄，也有表现一般的，也有表现得
很糙的，很贪生怕死的，我都看见过。我身边的很多人呢，也牺牲在敌人的枪弹
下，这我都经历过，都亲自经历过。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毫不夸张地说
，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三八年，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年勤务员之后，徐
光耀开始了为期六年的锄奸工作。

徐光耀：锄奸工作在部队里是个机要部门，营里设特派员，这就是专门锄奸工作
的。团里是锄奸股。旅里、师里就是锄奸科。再往上是锄奸部。简单地说，它的
主要任务就是保持部队的健康，把混到部队内部的奸细、特务什么的挖出来，锄
奸工作是干这个的。干这个呢，他就经常琢磨人，如果碰见一个真正有嫌疑的，
或者他家庭出身比较富裕，地主富农出身，或者是他的爸爸是个国民党员，曾经
是个国民党员，那么，我就得派人，或者我安排人去盯着他。尽做这工作啊，不
是我的天性里头所喜欢的东西。

我不愿意写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我很不喜欢它。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一个
锄奸科里当干事，还有另外一个干事在部队里，在营里当特派员。他就对我说了
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向锄奸科做了一个汇报，有一个副排长说了几句怪话，那
怪话说，都说八路军是官兵平等，我看就不平等，为什么有人骑马，有人就走着
路啊，要是真平等的话呢，要么大家全骑马，要么谁也别骑。有这样的一种怪话
。他说，我写了报告给锄奸科，锄奸科就下令把这个人抓起来了，抓起来的时候
是他负责抓的，带着人把他抓起来，然后交到锄奸科，过了些日子，他就听说把
那个副排长给枪毙了。枪毙的理由呢，那就是他在瓦解部队，散布不满情绪瓦解
部队。

这个派员人说，我当时还在营里呢，那时候他就骑马，骑着马夜行军的时候，就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老想跌下来，他非常难过，他以为那个人是不应该枪毙的
。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所在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由于游击战争的环境
恶劣，敌人扫荡频繁，根据地甚至没有一所固定的监狱，锄奸科的工作不得不讲
求快速简化。

徐光耀：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锄奸科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前审犯人是可以
用肉刑的，打，打得你叽哩咕噜，用各种各样的刑罚打。屈打成招是有的。有些
承认了，拉出去枪毙。到底是不是屈打成招，他反正承认了，承认了就拉出去就
枪毙了。这个说不清楚的，这种冤案是肯定还会有的。但是，锄奸工作的内部文
件，总是一部比一部细，一部比一部细，审讯犯人不允许用肉刑，不许逼供刑，
不许诱供，有很多个不许，这样子就避免了锄奸部门错杀好多人。

工作之余，徐光耀很喜欢看书读报。到抗日战争后期，他已经开始在解放区的报
纸上发表文章。与此同时，徐光耀越来越不喜欢锄奸科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经
过反复争取，已经是营级干部的徐光耀放弃了吃小灶的权利，成为了前线剧社创
作组的成员。一九四七年，徐光耀考入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系主任就是《
北方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后来的“丁陈反党集团”主犯之一的陈企霞。

徐光耀：陈企霞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很刻板，很严肃，平常说话很少笑。但是，
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是讲作品分析的时候，那分析的是有条有理，很深刻的。
他也能掌握同学们的一般心理，你需要听什么，你最想听什么，他能够供给你这
些。所以我很佩服陈企霞。那时候党的威信特别高，陈企霞是党支部书记，那就
对他格外尊敬。

抗日战争中，徐光耀在晋察冀边区战斗和生活的几年时间，构成了他难以磨灭的
抗日情结，也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一九四九年，徐光耀用很短的时间
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并且交给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
陈企霞，希望得到他的指导。没想到陈企霞一夜之间就看完了。

徐光耀：他说，现在我所看到的稿子里，能够写战争写得这么健康，写得这么激
烈，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那些个调调，他说，你这个很不简单。

《平原烈火》在陈企霞的帮助下很快出版，作为当时罕见的描述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极大关注。在不久之后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平原烈火
》被作为重要作品写进了会议报告。

陈晓楠：一九五〇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是今天鲁迅文学院的前
身。徐光耀几经争取，终于成为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也见到了自己
一直很崇敬的丁玲。

徐光耀：丁玲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极其聪明，不光是热情，而且非常聪明，非
常机灵啊。你听她讲课的时候，她讲课从来不拿稿子的，没有稿子，哎呀，这个
山南海北讲起来，讲得非常生动，非常细致，非常活灵活现，她口才非常好。我
们听别人的课常常打盹，或者听着听着就没了劲了，听她的绝对是精神始终饱满
，始终集中。

解说：丁玲曾经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到延安后又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曾用“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来称赞丁玲。一九五一年，丁玲的小
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建国后第一次获得国际性大奖
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丁玲很重视徐光耀和他的《平原烈
火》。在一次上课时，丁玲这样说，

我在人民大学讲演的时候，我就吹牛，我说我们《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编者）只差了一点点
，她拿手比着，只差了一点点，就是周铁汉这个人物还有些概念化。她讲课的时
候呢，跟我们全体同学讲的。那个时候全国最流行的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
就是《日日夜夜》。

徐光耀觉得丁玲对他的偏爱，是源于丁玲的爱才之心。

徐光耀：我觉得丁玲是喜欢我的，她之所以喜欢我呢，她有一次向聂鲁达（著名
的智利诗人，一九七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介绍的时候，她说，这个是
徐光耀，青年作家徐光耀，他写了一部小说，写得很有才能。“很有才能”这么
四个字，我也记得很清楚，她从《平原烈火》里，发现了我有一种写作能力，艺
术细胞比较多一点，她大概是这么看的。

丁玲在延安时代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曾经发表过王实味的《野百合
花》等一系列主张民主、平等、个人权利的文章。丁玲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
》、《在医院中》等作品。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但
是纵观丁玲的一生，有人说她是：一生激进。四十年代，丁玲揭发王实味是“善
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
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也批过萧军、萧也牧。在很多
人眼中，丁玲是一个左派。

徐光耀：那个时候，你要说不左，作为一个党的红人没有不左的。其实，丁玲的
左啊，她是很真诚的，她对党，对毛主席确实有感情，确实是有感情的。这感情
不是做作出来的，也不是故意表达出来的，她对党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其实呢，
有些是她不得不跟着。她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起胡风来，批胡风的文艺思想，
那时候主要是批胡风的文艺思想，她就说过一句话，胡风是很懂得创作的，这句
话很重。所以，批胡风是批他什么东西呢，是批得不对的，她心里是有数的。

陈晓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当时
曾经大力宣传，几乎是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间，其
实是有过三次大起大落，最初是遭批判，被定性；然后重新审理，改写结论，案
子好象马上就会得到改正；但是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期，此案却被加大了批
判力度、而且被重新定性。

一九五五年九月，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
、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主要
是关于丁、陈二人思想作风、工作态度，还提及了丁玲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
并没有着重陈述二人的“反党事实”。徐光耀毕业后下乡参加了三年的农业合作
化工作，此时刚刚回到北京。

徐光耀：我不能接受，从感情上，从理性上来说，都不能接受。因为我没有看见
过他们两个人反党，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党，说共产党不好，或是说上级哪个人不
好，没有听见过。当然，我和他们没有敞开胸怀聊天，那个机会没有，大部分时
间都是说些正确的话。所以从感情上，我觉得陈企霞那就是党的化身，丁玲就是
党的化身，他们怎么会反党呢？但是那个时候呢对党中央是非常非常迷信的，是
党中央说她反党，不是别人说她反党啊，那她一定就是，一定是反了，那个我们
不知道，她背着我们反党的。

徐光耀被指定在中宣部的党员大会上发言，批判丁、陈。由于对“丁、陈反党小
集团”的情况一无所知，徐光耀重点批判了丁玲所谓的“一本书主义”。

一九五六年五月，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
然，都被释放了，经过陈企霞、丁玲的一再申诉，中宣部开始了对丁、陈问题的
重新审查。一九五六年底，徐光耀在华北联大的同学李兴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徐光耀：他给我打来电话来，他说，陈企霞被关了一年多，现在出来了，因为扣
了他的工资，也没有补，家里头呢，他老婆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没有多大能力
，现在弄得家里头啊，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能不能把你那稿费分出一点来
给老师买一件皮大衣过冬？我说，这个可以吧，因为陈企霞对我不错，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给他几百块钱买个大衣，这只是物质上的一种援助，这不是政治性
的问题。那么我就问李兴华，需要多少钱，一件大衣需要多少钱？他说，二三百
吧。我说，你派个人来吧。我准备了三百块钱让他拿走了。

后来，一位联大的女同学再次从徐光耀那里拿了四百元钱，用来资助陈企霞。一
九五六年底，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作协党组的调查信。

徐光耀：信封上有“极密”，极端的极。一个圆戳子，极密。然后呢，这个信皮
的背面还有三联单式的收到条，第一联先是我签了名，送报，送信的人拿过去，
做交代；第二联是我们机关上保存，我们单位保存；第三联是属于我保存的。如
果出了事儿呢，这三联还可以互相对起来，它是一种极端机密的情况底下给我写
信的。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向党员发信，调查另外一个党员的实际情况，而且
是用秘密的方式来做的。那么呢，不管我说什么，只要是事实，我不造谣，没有
有意识地改变、歪曲事实，或者是诬蔑人，不管我观点是什么，观点上的错误是
不能够处分我的。

调查信的主要内容是：丁、陈是否主张“一本书主义”，是否提倡过骄傲是美德
，是否让中央文学研究所成为独立王国，使“党的空气进不去”。徐光耀认为调
查信的语气还算客观，以为丁、陈的问题即将解决，于是依据自己的日记和听课
笔记，很快写好了回信。

徐光耀：比方说，宣传没有宣传过“一本书主义”，我就说了，她在讲课的时候
说过，《平原烈火》只比《日日夜夜》差了一点。我说，这句话可能引起我的骄
傲，可能引起我对“一本书主义”的思想萌芽，可以诱发出来。但是，丁玲在后
头接着说的一段话就是，作品出来了，就不是你的了，而是社会的了，人民有权
批评，也能够批评，不让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这就说得很清
楚，她不是有意识地培养一本书主义。尽管把《平原烈火》跟《日日夜夜》一比
，抬高了我的身价，但是，她后头这句话呢，就否定了一本书主义，这是个铁的
事实。

除了对调查信的问题一一回答，在回信的最后，徐光耀还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

徐光耀：我觉得那种调查方式只问你一个方面，没有另外一方面，只问坏的方面
，没有问好的方面。如果是他在这方面给我提问题的话呢，我还会写出丁玲的一
些个正面的东西来。

在徐光耀眼中，曾经位于北京王府井六十四号的文联大楼，是一个有资格成为纪
念馆的地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文艺界的大批判都曾经在这里上演。

经过对丁、陈问题的反复审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整风鸣放的末期，作协召
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
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
。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
有偏差，斗争过火。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
尖锐，态度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两天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组织
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转变成针对丁、陈的批判大
会，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
阶级右派集团”。会议规模一再扩大，与会人数达到几百人，徐光耀作为部队的
党员作家也被通知参加会议。

徐光耀：我们大卡车刚一停下，有人就说，哎，丁玲来了，丁玲来了！我还没有
印象，说是丁玲挨整了，没有这个印象，我以为她还很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呢，丁
玲来参加会呢，也是跟我们一样，接到通知了，开个什么会，就来了。我说，丁
玲在哪儿呢？他们说，那不是，就在那。我一看，陈明搀着丁玲，丁玲戴着个墨
镜，两个人走着来了。我就赶忙跳下去追过去了，到了那里跟丁玲还想握手，说
，丁玲同志，你好。丁玲的手不伸出来，脸怔着，她那个眼睛，因为有眼镜，我
也看不清楚。我再一看陈明，陈明是满脸惊慌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怎么回事啊？
她也不伸出手来，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这个大概不对劲啊，就赶紧翻身往回
跑，这才跟创作室的队伍一块儿进了大楼。

徐光耀发现参加会议的作协领导主要有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周扬却很
少见到。

徐光耀：以前我以为周扬没来，后来有别人发言的时候，周扬忽然插话，说，这
个事情说明了是他们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他插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哦，
周扬也在这呢。而且插的话呢，大体上是这个，是他们要整人，不是我要整人吧
。他没有坐在主席台，没有主席台，就是弄了几张课桌啊，大伙儿这么散坐着。

徐光耀第一次参加会议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
方纪。

方纪报名发言了。他一发言这个气势就非常、非常之凶，说，这个丁陈反党阴谋
集团，就一下称阴谋集团了，怎么怎么，我们天津打出一个右派小集团来，他已
经开始说了，这里头呢就有丁陈集团里头的一个干将，叫柳溪，柳溪已经坦白了
。说的一下子就吧我给震住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坦白了，怎么弄到这么严重了。
而且，我后来知道，那个方纪的发言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发言，所以把很多人，扩
大会议都扩大了去的，是有意识地让我们去听一听方纪的发言，把这个火烧得更
猛一点

在徐光耀眼中，与批判者们的几乎一致的慷慨激昂相比，那些被批判的人们，表
现却各有不同。其中艾青是最特别的一位。

徐光耀：艾青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点我也很佩服他。平常在生活里，他有点儿
大大咧咧，说话也是随随便便，他就该笑了，他觉得，有些人说话很可笑，他就
在那哈哈大笑。所以，主席团就要整他。大概就是郭小川，说是艾青这个人，自
己有错误呢，不好好反省，叫他写检查，他交上来检查稿，也是非常不严肃的，
现在我给大家念一段看，他交上那个检查稿呢，是他老婆给他写的，那上头有一
句话，我正在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正在生孩子呢。这当然是引起哄堂大笑
的。郭小川就很激动地说，啊，这个艾青，连写这个检查稿，写自我反省的稿都
不自己动手，让他老婆给他写，写完了以后，他自己看都不看，就这么交上来了
，这对党是什么态度！人们就跟着起哄，反对，抗议。那个时候艾青啊，我那时
候很注意艾青的，因为挤兑他很厉害。他呢，忍俊不禁，也觉得非常好笑，他自
己还是笑了。给我印象很深。他也不害怕，他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这是都是逢
场作戏。

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丁玲的发言无疑非常重要，当时在会议上，
她的发言却往往被打断。

徐光耀：丁玲做过检讨，但是丁玲的检讨，是经过她自己左右掂量了，掂量了又
掂量了，她是非常有分寸的，我哪些地方不对了，我对周扬同志不够尊重了，哪
一件哪一件事情我应该跟周扬同志商量，但是我没有商量，我就作了主了，但是
我没有跟周扬商量，我跟邵荃麟商量了。她就这么样子坦白。坦白半天，往往就
坦白到半腰，大家拍桌子，啊，不老实，不坦白，浪费大家时间，建议主席停止
她的发言。主席就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就拉倒了，不让她说。因为听她那
发言啊，就等于她为自己辩护。

丁玲是风格很高的人，她绝不会在那样的会上揭发任何人，包括陈企霞，她也不
会揭发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她会把自己牺牲掉，她不会牵连别人的。

与其他人不同，曾经的老师陈企霞的发言令徐光耀非常吃惊。

徐光耀：在我印象里头，发言使我最震动的就是陈企霞自己有个坦白，坦白交代
。他这个人呢，跟我以前对他的了解是非常一致的。他一上去就说，我是个犯了
严重错误的人，我就是个反党分子，我陈企霞，这个自以为很聪明，办了很多反
党的事，实际上了，我还是不聪明的。他就说，我跟周言已经同居了十年，我们
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的钥匙，我现在掏出来交给组织。就把钥匙掏出来扔在桌
子上。大伙儿就觉得，哎，姘居十年这样的丑事他承认了，钥匙交出来了。这个
匿名信是他跟周言秘密地写好了，写好了以后，让周言的一个侄女给写出来什么
的。成了证据，这就水落石出。

一九五五年，丁、陈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就是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作协问
题的匿名信开始的。当时有人认为是陈企霞所写，陈企霞矢口否认。作协党组反
复调查依然没有结论，在这次党组扩大会议上陈企霞自己却承认了。

徐光耀：那个信的主要内容为自己辩护，说给他的那几十条帽子呢，是不对，没
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他觉得组织是攥在周扬他们这些人手里的，他要按组织
一层一层地往上递的话，他就交不到中央。但是呢，你是向中央告黑状的，你没
有通过组织，你就是反党行为，当时它就变成这个了

陈企霞也坦白了曾经向徐光耀要钱的事情。

徐光耀：他说，我还花过同学们的钱，比如说，给我这个点名呢，比如说我就花
过徐光耀几百块钱，一笔二百，一笔四百，他把那个三百变成二百了，包括李兴
华的那笔钱，也是他打电话给李兴华，教给他怎么说，然后再跟我去要钱，跟周
言的那个，更不用说了，他说我花过同学的钱，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怎么说我，
我都会接受的。

我首先是听了，听了陈企霞的讲话，我一下子就吓一大跳。而且，吓一大跳的地
方呢，一个是他跟周言已经姘居十年，再一个呢，花我的钱是他们俩商量好了的
，去骗我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啊，实在是太不配做老师了，道德水准太低了，
很气愤，

其实他坦白的那些东西呢，没有真正的几件是反党的，都是自个儿的丑事，自个
儿的私事，包括给我借钱，就算是说了几句假话，或者策划得很卑鄙，手段很卑
鄙，他不是反党啊，但是他交代跟柳溪的关系，跟周言的关系，跟我借钱，写这
个匿名信，这些个呢，都当成反党的行为。

在党支部的要求下，徐光耀也违心地写了一篇批判丁陈的发言稿，在一次会议上
交给了主持人刘白羽，但直到会议临近结束，刘白羽才悄悄地把徐光耀叫过去。

徐光耀：有人通知我，徐光耀你别走呢，刘白羽叫你呢。我一回头一看，刘白羽
在一个大圆柱子那立着呢，就等着我呢，拿着我那个发言稿。我就去了。他见我
去了，态度非常不好，非常冷。就把我那个发言稿向我怀里这么一扔，说，你还
在，你还在“吁请”啊。因为我那个发言稿，最后的结尾就说，就是对着丁玲说
的，说我徐光耀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这是
一种非常非常温柔的批判。给我了，我还真是很高兴，我说不管怎么着，不管后
果怎么样吧，我这个不发言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这让我免去了一场出丑，自己给
自己出丑。

二○○一年，徐光耀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昨夜西风凋碧树》，书中记述了徐
光耀自己与“丁陈反党集团”的起起落落。刘白羽在看了这本书后给徐光耀写了
一封信。

徐光耀：他看了《昨夜西风凋碧树》以后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是我在看了你写的
那篇文章了，那篇文章字字是血泪，我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向你谢罪，向你谢罪
。

在这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丁陈反党小集团”变成了“丁陈反党集团”，
同时扣上了“右派集团”的帽子。丁玲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之后又在秦城
监狱被关押五年。“丁陈反党集团”的其他人也受到迫害。

徐光耀：把丁陈打成右派集团，究竟是谁发起的，究竟谁主持的，怎么会把她打
成右派集团的？丁玲自己就说过，我这个案子是御案啊，这个就是上头指定下来
的，凭周扬那几个笔杆子，他们打不倒我。反右的时候要再批判，把丁玲的什么
《三八节有感》、《在病房中》几篇文章，有问题的文章，重新在《文艺报》上
发表。发表的时候加了一个按语。这个按语是刘白羽他们起草之后交中央，他要
把这个事交到中央去审查。毛泽东亲自把那个按语改了，大概至少有一半篇幅是
毛泽东亲自改了的。报纸上一出来，丁玲一看，她说我没有希望，没有希望能够
逃得过这一关了，因为按语就是毛泽东写的。

那个文风她一看就看出来了，其实毛泽东的文风是有特点的。我们那个时候看了
以后，也觉得这可能是毛主席的，里头至少有一部分话是毛主席的。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在文联大楼的批判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徐光耀自己单位的领导也命令所有和丁
陈有关系的人要赶快交待。徐光耀把一个人受到批斗的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坦
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最终就是“梳辫子”定案，而他本人就完完整整
地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徐光耀：我那封信啊，对整丁玲的那批人，就是包括刘白羽、郭小川，甚至周扬
、邵荃麟他们这些人，因为我那些写的全是事实，他们很难驳倒，要给丁玲平反
的时候，大概我那个信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就对我的那封信印象很深。这封信的
作者是一定要打成右派的，因为这封信使他们为难了，起到使他们确确实实为难
了的作用。我那个是真正的是事实，是经得住调查的。也许具体的历史事件是这
么演变过来的，但是把我打成右派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把一
批知识分子老老实实地打下去，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底下，我被打成
右派，不然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非常荒谬的事情。就算是刘白羽把我打成右
派吧，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要打下一批知识分子去，我也不可能
，尽管机关党委三次把我顶下来，一定要叫我戴帽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实
在是没有理由，实在是没有理由把我打成右派。

徐光耀认为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之前一直是个左派，但是反右运动中，徐光耀一九
五六年给作协党组的回信成为了他最大的罪名。

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徐光耀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选择了埋头写作，后来风靡全
国的《小兵张嘎》就这样诞生了。徐光耀说，之所以写《小兵张嘎》，写嘎人嘎
事，就是为了用轻松的题材忘记心中的苦闷。在此后的二十二年中，徐光耀曾在
右派农场劳动，在保定市文联作过工作人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光耀再次见
到了丁玲。

徐光耀：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文化部的招待所里，还没有住进医院去，她刚从陕
西来，两口子住在一个小招待所的一个小屋里。她自己用电炉子烧水。还是那种
情况下，她见了我，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去的，她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说，
哎呀！徐光耀，你是吃了我的瓜络了，我连累你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后来我
说，不，我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一些事情闹成这样子的。

很多人说周扬在文革后觉悟了，所以有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风波；相比之下
，丁玲却显得非常谨慎。

徐光耀：丁玲的问题就在于她最后翻身站起来之后，她还左。这个东西我跟别人
探讨过，她主要是有一种情结，叫做辩诬情结。这个是我能够可以解释，就是说
她长期地被人说成是反党的，长期地被人说成是右派，她就一定要在最后，我在
死以前，我再也不能让你们说我是右派了，再也不能

丁玲，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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