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世家 下载:什么是教条主义？

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对什么是教条主义，人们好像不存在什么争议。从根本上意义讲，教条主义就是一种僵化的态度。其外在表现：要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僵化地对待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某种理论、观点、教义乃至只言片语）；要么是用某种既成的精神产品，僵化地规矩和剪裁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实践。两种表现所内涵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僵化。

而对修正主义理解，则值得解释一下。本来，从汉语意义上看，“修正”就是修改以使其正确，是个褒义词（至少是中义的）。然而，“修正”加上个“主义”之后，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它是当代政治词汇，而非“汉语成语”，用以泛指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如此一来，我们便很难概括“修正主义”所内涵的精神：它原本是一种“修正”，而若不论“修正”的政治贬义色彩，它与所谓的“发展”、“创新”在内在精神上应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就更难找到某种一贯的表现了：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也是，后来，著名的赫鲁晓夫乃至林彪、“四人帮”也是，甚至当代实践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被一些体制外力量指责为“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那样的几个名词：发展、创新、改良等等，而“改良主义”也有着类似于“修正主义”的命运。

如此一来我们看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便常有这几个名词的存在及其所展现的“纯名词之间的斗争”和指责。

例如：教条主义者可以把“修正”或“改良”当作攻击“发展创新”者的利剑，并借此为自己的“教条”做辩护；反过来，一些“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者也可以用“发展和创新”当作自己的保护伞和自卫武器，至少可以当作遮羞布。

又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改，即使是那些反对教条主义的“发展创新者”也会惊呼：你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对“教条主义”他老人家也深恶痛绝，可是，晚年的他却终于未能恰当地把握“教条”和“修正”之间的“发展创新”，甚至用自己的“发展”去剪裁其它的“发展”，并把人家的“发展”斥之为“修正主义”。

再如：你又怎样去评判那些打着“发展和创新”旗帜的人们，是否在“修正主义”式地“发展和创新”呢？

不要小看这些“纯名词之间的斗争”，激烈起来，完全可以使斗争的一方从肉体上消灭另一方。而可惜的是，其间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却没有为它们之间的斗争提供合理的、科学的标准和逻辑：若从纯学理意义上论，在那里，我们除却“帽子”和“棍子”，除却看到“胜者王侯败者寇”之外，似乎再也看不出什么判断胜负对错、是非善恶的标准。

我们不是有个公认的检验标准——实践——吗？唉，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个实践标准却也存在某些问题，它也由“隐蔽性”，以致列宁甚至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

如此说来，难道就真得不存在判断的标准吗？非也，非也。

三、反对教条主义

（一）教条主义的两大根源

我们看到，教条主义的产生有两大根源：一曰能动，二曰权威。

先论能动。能动本来是人类所独有的、具有明确目的导向的创造性精神，怎么会成为教条主义的根源呢？其道理是：人类的能动本能，使他们能够从前期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相应的理论、观点等文化产品，并进而运用这些产品来指导后期的实践。从问题的一方面看，这一点，正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但若从问题的另方面看：没有能动，则不能创制出这些文化产品，既然连可资捍卫和遵循的文化产品都没有，又何来教条主义呢？

再论权威。权威，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不断进化，权威在不断变更着自身的内容，但对它的需求却始终存在。只要是存在权威（不论它是自然产生的、还是人为树立的），就会存在文化产品的权威性。当这种权威性达到足够的程度，对它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就必然地产生了。

能动和权威，固然不会必然带来教条主义，它们本身也是无辜的、无可指摘的，但是，由上可见，若追根溯源，它们正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

（二）反对教条主义的困难性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动的存在；人类之所以构成社会，就在于权威的存在。也即，能动和权威之于人类社会，是同生共存的；然而，它们却又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由此而论，教条主义普遍存在以下几个特性：

一曰持久性。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早在人类组织起来、并创制出文化产品的同时，教条主义就具备了存在的可能。如果说教条主义与人类同时共存有些过分，但可以肯定地讲，只要是人类社会（有机组织的人类）还存在，教条主义就具备诞生并滋长的充分土壤。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最初表现；中世纪的西方宗教、中国儒教等等，则使教条主义得以正式诞生；近代教条的例子不可胜数；可以预见，将来的教条主义照样随时可以猖獗起来。

二曰现实性。对教条主义源头的上述分析，乍看起来好像有点耸人听闻、言过其辞，其实绝非如此。教条主义完全不像“太阳城”那样地虚幻，也不像桃花源那样地缥缈，更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地久远，相反，它有着足够的现实性。你只要稍一疏忽、略有放松，它就会“喷薄而出”、“勃然而起”、“茂然而成”。这样的例子信手就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中国共产党短短的奋斗历史也可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三曰欺骗性。遵循、借鉴前人的精神产品来指导后期的实践，不但无可厚非，还正是人类取得更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在文明社会已经演进了成千上万年的今天，任人不可能不吸取、遵循前人（尤其是伟人、巨匠）创制的文化产品。如果我们把后人对前人文化产品的正确继承（哪怕是照搬）称作“继承主义”，那么，正是这个“继承主义”，为教条主义编制了一套美丽的外衣、提供了强大的欺骗性：历来的教条主义者正是打着“继承主义”这样的迷人旗号，干着那样的害人勾当。

正因教条主义具备上述三个基本性质，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将是极为困难和艰巨的。这样的结论，可以称作“放之四海而皆准”。

（三）怎样反对教条主义

固然，能动和权威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但是，能动和权威本身并不会必然带来教条主义。也即，在能动、权威与教条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因果作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众多其它的选择；它们之间只是因果关系，而非等同关系。由此，尽管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着滋长教条主义的可能性，但同样存在着克服和消灭教条主义的可能性及其足够的力量。

那么，依靠什么、怎样才能反对教条主义呢？

1、人性，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最根本力量

教条主义之所以可恨，就在于它是害人的，就在于它是背离人类进步发展之要求和趋势的。当着依照教条主义的态度带来了一定的（或足够的）恶果之后，人性的要求必然会使人们抛弃它，从而采取正确的行为态度。所以，“求我幸福”这样的人性，便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力量。

2、实践，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前提

要想反对教条主义，必须首先揭穿它的欺骗性，首先判别出某种态度（或理论、或政策等）是害人的教条主义、而不是利人的“继承主义”。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继承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带来的客观效果是利人的，而后者则是害人的。这样，判别两者的最根本可靠的途径，只能是实践（它所带来的效果）。所以，实践活动及其效果所客观具备的对教条主义的证伪作用，可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根本前提；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由此也决定了：“只有等到某种教条主义产生现实恶果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也许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惟其如此，才能使教条主义的危害得以彻底暴露。进而论之，教条主义的作崇，也许本身就是人类发展轨迹难免曲折、人类社会难免沉醉的原因之一。

3、理论战斗，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

分析到这里，问题好像已经很简单了：既然实践可以证伪教条主义，那么，它自然就会销声匿迹了。

错了！大谬不然！因为，实际情况还复杂得很呢！

作为命题本身，实践是证伪教条主义的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问题却往往、且必然会出现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为实践客观存在着我们前述的“隐蔽性”。因此，尽管实践给证伪教条主义提供了根本手段和唯一标准，但是，单纯依靠实践也是不充分的。

实践标准的上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使得这个标准成为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它固然可以用来证伪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者也同样可以用实践标准的那些问题来为自己做辩护。

由此看来，肯定实践标准对反对教条主义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看来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

一种是，依靠不断持续的实践活动，持续再现教条主义者的危害，待到足够确认之后，自然便会证伪。然而，这样做的必然代价就是：我们必须更多地受到教条主义的伤害。

另种是，依靠已有的实践结果和已被证真的文化产品，通过讨论、辩论等理论战斗的方式，证伪教条主义。

我们当然首选第二种方式。所以：

理论战斗，乃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

4、发挥能动，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基本方法

能动固然是教条主义的根本源头之一，但能动本身并无罪过，只不过，教条主义者们往往把他们的能动力量用到捍卫教条上面罢了。反而，要想从根本上击溃教条主义，最基本的方法，也只能是重新召回能动所本然具备的那种“创造性精神”：我们的能动不是用来盲目地捍卫教条，而应是主要地用来创造、次要地用来继承；要用能动来弘扬发展主义和继承主义，而非捍卫教条主义。

5、冷观权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补充

尽管，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对权威的崇敬乃至崇拜也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我们对历史上的权威做怎样地崇拜和崇敬，对其文化产品也应采取冷静观察、理性剖析和选择继承的态度。

从另个角度讲，如果把某种文化产品供奉为整个社会全体成员所遵循的唯一信仰，那么，必将在客观上为教条主义提供了“助纣为虐”的外部条件。

由此，赶走盲目个人崇拜的幽灵，拒绝把某种文化产品当作唯一的政治化教义信仰，与此同时，唤起理性的力量，树立“冷眼向洋观主义”的态度，则可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必要的保障。

总而论之：必须把教条主义当作一种“天天在、月月在、年年在”的现实危险来对待；必须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的任务来对待；必须高扬人性的力量和人民利益的大旗；必须依靠实践的标准、运用理论战斗的方式；必须弘扬能动、冷观权威。

非其如此，断然不能彻底埋葬教条主义。

四、当代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实在是殆害无穷，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六十年代中后期所受的伤害，可谓典型例证。时至今日，曾经数度伤害我们的教条主义“传统”好像不但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反而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只不过，表现为新的外表和形式而已。

总地看来，教条主义在当代的表现，突出地表现为两种：

（一）老教条主义

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由来已久，对我国来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当代又复活起来。

其基本表现是：不去深入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去洞穿透析历史曲折、指出在它们后面所隐藏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不去冷静分析发展繁荣后面隐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合理因子。一言蔽之：漠视别人的成就、淡化自己的曲折。针对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他们不是不反思，而是只知道固守经典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几乎全部的内容，抱着撛?沃匚聪的思路来反思。此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因循守旧，其必然的发展结局便是掺烫踔饕鍞；其政策取向是：回归传统社会主义。送它两个字：僵化。

即使我们不需要实践的持续，我们照样可以指出他们的教条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要么就是顽固地忽视着：1）当时代并不具备照搬马恩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起码条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人性”不具备；2）传统社会主义实践者过分偏重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却忽略了落后的社会存在对上层建筑的持续制约，忽略了由此决定的现实人性的存在及其顽固性，忽略了历史设定的且被经典作家所揭示的那个“必然性”，反而试图人为地超越这个“必然性”；3）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有着相应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根本的表现是：扎实地立足于社会基础条件（生产力和人性），它的一些特征（诸如私有制、资本雇佣、市场经济等）是不可超越、不可强行完全消灭的。

这种教条用来教人，则缺乏足够的现实说服力；用来指导实践，则只能使人民遭受新一轮的痛苦。因此，必须坚决清除之。

（二）新教条主义

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对我国而言，若不太精确地讲，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其基本表现正好与第一种态度相对：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实践所昭示的曲折和丑恶，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繁荣便浅薄地接受资本主义的全部；无视社会主义实践创造的巨大成就和其中内蕴的合理内核，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所显现的暂时的曲折和教训，便草率地抛弃社会主义的全部。一言蔽之：艳羡别人的成就、夸大自己的曲折。针对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他们也不是不反思，而是只知道全盘接受、卖力宣传西方的这个思想、那个理论，抱着撔槲拗饕鍞的思路来反思。此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全盘西化，其必然的发展结局便是撔拚?饕鍞；其政策取向是：退回现代资本主义。送它两个字：浅薄。

与对待前种教条主义的态度相类似，即使我们不需要实践的持续，照样可以指出他们的教条之所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要么就是“时髦地”地忽视着：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的调整改良缓解了它们内部的一些矛盾，然其根本问题则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其致命弊端也一个没有彻底消退、反而有新的发展：自在人性的片面恶性张扬、资本对雇佣者的剥削、“过度生产过剩”以及经济无序和浪费在它那里始终存在；其“扩张驱动”带来了大量“以生产为目的”的生产，并成为战争的根源；它把科学变成了它的打手，把原本生生不息、和谐平衡的大自然蹂躏得遍体鳞伤，把原可和平共处、温馨互助的人类社会教唆得比豺狼还要残酷。

这种教条用来教人，则具备足够的欺骗诱惑力；但用来指导实践，则必然使我们的人民重受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必然伤害。因此，必须同样坚决清除之。

另外也应注意到，教条主义在当代还表现出许多其他的形式：

要么，是用形式主义来代替教条主义；

要么，是用反对“修正主义”来掩盖老教条主义；

要么，是用提倡“民主自由”来隐藏新教条主义；

……

但是，我们坚信，无论当代教条主义者披上怎样美丽的外衣、戴上怎样虚幻的假面，它们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因此，它们必将在实践的铁的标准面前、在战斗的严酷考验面前，显示出它的真面目。

五、正当态度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体系，其实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从其科学性看，它力求达成对其涉猎对象的客观正确地反映；从其价值性看，它追求的是人的最彻底的解放，追求的是最完满地占有和实现人的本质，若直观地讲，就是追求最广大之人民利益的普遍实现。

由此而论：如果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为的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普遍实现，如果他们是用那样的价值追求来适应和概括那些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一言蔽之，如果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因自那种“理论发展的最正当诱因”——那个着眼人民大众利益普遍实现的“钢铁诱因”，那么，他们就具备了“发展和创新”的起码条件：至少，制约其取得多大、多少正确成果的，只是他们自身的能力而非他们的动机。反过来，如果他们的动机不纯，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怎样的“发展和创新”。

由此观之：唯有根据发展和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前，我对一些“发展”老有很多困惑：为什么有些“发展”会令人拜服、而有些则让人喷饭？有了上面的理解，我便豁然开朗了：盖诱因不同。这个诱因，虽然不会完全脱光衣服裸露在你的面前，但令我们欣慰的是：狐狸的尾巴总是藏不住！齐天大圣的猴子尾巴也是变不掉的！

由此，我们坚决崇尚第三种态度：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不为资本主义的阶段繁荣和社会主义的暂时挫折所困惑，而是冷静分析其各自的优劣，寻求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双面缺陷的道路。其外在表现是：不为表象所惑、不为流誉所动。它体现了两个字所内蕴的精神：发展。

愿千千万万真正关注人民利益的同跑们动员起来，揭开教条主义的美丽外衣，戳穿它们的虚伪假面！

让教条主义者在人民大众的利益面前发抖吧！

第十节 仰天五叹

中国历史上的诸种病态，无时不在折磨我的心灵，也不断激发着愤而求改之的强烈斗志；可是，在新中国已经运作了50多年的现实中，竟依旧看到这些病态的幽魂。每念及此，都不禁仰天长叹。

一、叹专制的权力

与其他文明相比，我国是在铁器尚未使用、商品经济尚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尚未瓦解的情况下，依靠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较为丰富的剩余产品和先进文化而步入文明时代的。由此导致我国的个体家庭经济长期不能摆脱氏族公社，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发展式的社会。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部落林立的多民族国家，奴隶制的形成就发生在部落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之中，其间无时不充斥着强制性力量。所以，自我国进入文明时代起，就表现出浓烈的集权特征。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到了公元前221年，周代分封式的统治方式被实现中国统一的秦王朝废除，通过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大国，不但继承了以往社会就表现出的集权传统，而且将其发挥到极致，以至“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自此，中国社会便拉开了权力专制的序幕。

我们看到，权力的专制带来了统治权力的绝对化，由此产生了统治者对权力永久占有的强烈欲——统治权力的世袭化。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化共同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病态，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丑剧和悲剧。

一是君王病态。权力的专制导致君王的贤明昏庸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历史上的贤明君王固然不少，可昏庸的败类有何其多也。他们无德无能，心理变态，行为怪癖，或自负、或浮躁、或残忍、或无常。随举几例：秦二世胡亥无德无才，受制“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汉灵帝刘宏整日饮宴为乐，公开标价卖官，自穿商贾衣冠，狗着文官服饰；蜀后主“阿斗”懦弱无能，空负孔明旷世奇才；唐敬宗李湛性情乖戾，除去走鸡斗狗，就是“深夜自捕狐狸”；宋徽宗赵佶不问政事，就知道建道观、修宫殿；元顺帝沉迷酒色，专习房术；明武宗竟然入民间掠民女淫乐。

二是宫廷病态。王权世袭制度、宫廷皇族纷争、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和帝王权力的无制约等，使得专制的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然带来统治的病态。它带来了帝王权力的非程序化丧失：要么是宫廷政变、权臣擅政导致王权丧失，要么是宦官、外戚专权导致帝王受制，要么是农民起义带来改朝换代，要么是外敌入侵招致丧国丧权。帝王自负造就了大量佞臣；帝王多疑带来了恐怖政治；帝王贪婪则滋长了代甚一代的政治腐败。

三是官僚病态。有学者统计，自东汉以来九个多世纪里，政府官员人数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国家户籍数增长速度的4.9倍。这个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在专制权力、低薪制等相关社会制度的培育下，演出了中国政治中无法想象的腐败活剧。“它们”侵占田产，使“富者连田迷望、穷者无立椎之地”：宋代奸相蔡京田产达50万亩，清代琦善更是惊人，霸占田产竟达256万亩；“它们”刮财射利、大肆贪污、收受贿赂，“它们”官官相护、官商狼狈为奸，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上有关资料选自陈锋、刘经华，《中国病态社会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样专制的权力，造就了这样病态的统治和腐败的政治，而受苦受难的就只能是广大穷困的百姓。

呜呼中国百姓！

二、叹禁锢的思想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曾一度带来中国文化、思想的灿烂。那时，诸子百家的兴奋点虽然过分地偏向于社会人伦（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这样的传统：轻视对自然规律的探讨、重视对人际伦理的建构），但至少，在他们所关注的领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自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便拉开了思想禁锢的序幕。其实，思想的禁锢是与专制权力相对应的：政治中的专制权力必然产生对思想禁锢的需要，而且，既然在政治中有效地构筑起专制的权力，那么，在思想文化领域锻造出思想的锁链就变得十分地轻而易举。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斯“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本想尊崇法家者流的，后来被“一尊”者却成了儒家者流。不过，无论是尊哪一家，“只尊一家”却正好迎合了专制权力的需要。结果，汉唐之间，儒术为汉所尊，此间“其能立一家之言、占价值与伦理学界者，无几焉”。

我们以为，从本质上看，人就是一种能动的客观物质实在；人性就是“求我幸福”。由此决定了：人类社会就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其根本任务就是求得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幸福。如果认为物质的幸福可以通过增加物质财富来实现，而精神的幸福则在于独立自由的思想以及由此创造出的多姿多彩的思想产品。

可是，思想的禁锢者非要把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统一到一个只为统治者所认可、只符合专制权力利益要求的僵化模式之中。这是一种何等的残酷！

且不论此种残酷所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且不论此种残酷带来的长远影响，仅在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当代就足以制造惨绝人寰的血腥。试看：仅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见诸文献记载的文字狱就多达七、八十起。以康熙初年的《明史》案为例，著者庄廷陇（？）不过是一个失明却想效法左丘明而留名的普通富家子弟而已，且原非《明史》作者，只因署名刊印此书、且书中有些指斥清朝的文字，结果招来莫名大祸：本人及其弟、作序的礼部侍郎李令哲、乃至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者多达七十多人一律丧命，家人发配边疆。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雍正四年查嗣庭案、吕留良案、乾隆时期的“胡中藻诗狱”等，莫不牵强附会、惨绝人寰。

文字狱使广大文人无所适从，常常因涉嫌字眼而改他字替代，或者干脆空起来，往往搞得文理不同。后来，竟然埋头于古纸堆里做起考据学问，造就出一个“伟大”的“乾嘉学派”来。

思想的禁锢，是杀人的刀、吃人的狼，是窒息精神的魔手，是毁灭灵魂的魔咒！由此，我不知何时能求得思想者的独立和自由。

三、叹国民的惰性

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经久不衰。依当代现实看来，仍有继续批判的必要。我们以为，国民性的以下几个方面，至少仍在制约着我们的进一步前进。

一是中庸心态。儒家思想在我国思想传统中的统治地位以及中庸思想在儒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执两用中”的矛盾调和论深深根植于国人心态中。一个“中”字告诉我们：真理不在二者之一，而在二者之中。固然，中庸心态有助于国人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有助于维护一种已有的体系，有助于协调个体或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不利于抗争精神、英雄主义和竞争意识的发挥和弘扬，致使中国少有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却多有逆来顺受的无限忍耐。对此，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

二是保守心态。传统思想中充斥着不少浓厚的保守倾向，并表现出强烈的复古情绪，在对发展和未来的认识上，不是积极地向未来探求和努力，而是向过去比照和看齐；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需要来建造新的，而是根据祖宗之法向旧有的去靠拢。以孔子论，他好像总是极力维护旧有制度，评价新制度合理与否，主要就看它是否与传统制度相符合、相一致。尽管法家者流也曾提出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终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

三是依赖、服从、草民、忍让心态。君权神授的理论、家天下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礼教教条，使国人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却有着很强的依赖和服从、只能受制于人、只能是统治者臣子的草民意识。此种心态自然酿成国人浓烈的忍让心态：凡事能忍即忍，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一个“忍”字，使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特别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就特别能容忍众多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及其统治者。因为缺乏来自民众的外在反抗力，便挽救了众多的独夫民贼，也使得中国社会走出了一个过于曲折的发展历程。

四是人治意识。与前一种心态相对应，中国社会有着浓烈的人治意识。由此，社会几乎没有为体现公民意志而制定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中国所谓的法律不过是为了便于统治的实施罢了。正因如此，法律在行政权力面前，总是俯首听命的婢女。中国社会中，人大于法是正常的，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人的现象反而让他们觉得别扭

教条主义即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
具体到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根据本国的国情，照搬照抄斯大林模式，袭用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长期困难。
另外，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也有许多教条主义错误。比如，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注意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

严格按照书本的条款做事，不会变通，不会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本本出发。吃着人民的小米，不去思考人民在想什么、人民需要什么，而是闭着眼睛说空话、大话、套话，甚至是瞎话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