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包河区厂房: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

《三国演义》是“演义家”（即说书艺人）的共同创造

　　《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其成书时

　　间应当在明中叶。那么，这部大书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胡适先生三十

　　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国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

　　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他所说的“五百年”，应

　　当是从北宋到明中叶这段时间；他所说的“演义家”也应当是指如宋

　　人所说的“霍四九说三分”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说书艺人。《三国演

　　义》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经这些说书艺人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

　　和完善起来的。到了明中叶，整个三国历史的系列故事已经相当完善

　　之后，有眼光的书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便与某个熟悉三国故事的下

　　层文人联手，参阅《资治通鉴》（所谓“按鉴”）等史书，对这些三

　　国故事进行系统的整理（所谓“考订”），写成了这部“通俗演义”

　　式的“三国志传”，然后付梓刊行。启功先生曾谈到有一本《龙图耳

　　录》，讲包公的故事，所谓“耳录”，就是有人在书场里听说书艺人

　　讲说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后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这样一部“耳录”

　　的书。《三国演义》的产生亦当是如此。

　　《三国演义》最初的写定者应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测他当是南方

　　人，这从他对中原地理的无知可以证明。此外，从语言上也能看出这

　　一点，黄权这个人物，在黄正甫刊本中第一次出现时，被误写成了

　　“王权”，“王”、“黄”同音造成字误，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

　　是太原人罗贯中所写，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前所述，早期出

　　现的《三国志传》多由福建的书坊刊出，这个最初的写定者也许就是

　　福建人，或者是苏杭一带的人。他究竟是谁呢？虽不得而知，但已无

　　关紧要。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

　　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

　　想家”（同上）。这就是说，《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巨著，实际上

　　是由“演义家”（即说书艺人）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最初的

　　写定者无论是谁都一样，他对该书的创作并无多大贡献。这就是说，

　　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大书，其中精彩的片段，都应当是由那些说书

　　艺人创作出来的。明代的长篇小说，大多都在每一段或每一回结束时，

　　有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说书艺人在书场上为

　　了吸引听众而说的“卖关子”的话。到了这样的小说被记录下来时，

　　他的写定者往往连这样的话也抄录了下来。可见，是不可以把这最后

　　的写定者当成作者来看待的。也就是说，绝不可以把它的写定者当成

　　该书的作者，更没有理由把罗贯中封为天才的作家供奉在小说艺术的

　　殿堂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三国演义》，如何解读呢？小

　　而言之，我们再阅读《三国演义》时，不应当把它当作一本个人创作

　　的小说，更不应当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探讨该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

　　来予以探讨。大而言之，我们应从探讨《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思

　　想意蕴、艺术成就入手，结合探讨其它几部明代出现的古典小说名著

　　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的成书过程，惟其如此，

　　才有可能重新认识作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小说发展史。

　　冯其庸先生在审读我的论文中，感到所探讨的问题事关重大，为

　　了证实我的论述，冯先生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这个黄正甫刊本，

　　而后写出评价。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则认为拙文有关论证“对于

　　推翻嘉靖壬午本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刊本的旧说，对于订正罗

　　贯中为《三国演义》写定之作者的成说，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

　　上述各位学者，当时都对难以亲见黄正甫刊本而感到遗憾。看不到黄

　　正甫刊本的原作，对于留意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和广大读者来说，

　　无疑也是个遗憾。所幸人民大学出版社终于将这个黄正甫刊本《三国

　　演义》请下楼来，使世人得以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

罗贯中

罗贯中

罗贯中

罗贯中

罗贯中